（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理学和其它学科一样，经历了“知识爆炸”浪潮的冲击，进入了现代地理学的发展阶段。冲击波主要来自这样一些世界性倾向，如：

1. 自从贝塔朗菲（L.Von Bertallanffy）提出一般系统论后，战后在科学界中兴起了系统研究的热潮。地理学在致力于研究地理空间系统的结构、活动和演变中，研究的领域虽然没有大的变化，但研究的基本目的有了新的方向；

2. 战后，特别是 1960 年以来，科学和数学受到广泛重视，全世界出现了对计量技术的日益广泛应用和实用理论模型的新的探索。数学概念和统计方法在一向认为无法定量的人地关系的地理研究中也相应传播开来，50 年

代末和 60 年代发生了地理学的所谓“计量革命”，这是一次地理学思想方法论的更新；

1. 空间科学的发展和电子计算机的运用，使人类的观察技术和分析技能发生了一次革命。使地理学获取资料和储存、处理资料的能力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

2. 早在 20 和 30 年代，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各学科的边缘领域进行合作，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进步，出现了生物化学、社会心理学等新的边缘科学。到本世纪中叶，各学科在更多地面向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出现了广泛的跨学科合作的趋势。最好的一个例子也许就是区域科学的出现。区域是地理学的传统研究对象，大量的信息和所提出的问题的复杂性，已经使任何一个地理学者都不可能掌握一个区域的全部有关知识。 1954 年在伊萨得

（WolterIsard）领导下，一批经济学者、地理学者、其它社会科学家与工程师们组成“区域科学协会”，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地理系被改名为区域科学系，伊萨得任系主任。

地理学在战后深深地卷入了以上这些世界性的旋涡和潮流之中。

在这之前，城市地理学在西方还并不很发达。第一本英文的城市地理教科书直到 1946 年才出版；①二次大战以前，欧洲还没有一所大学专门开设城

市地理的课程；②美国在 1920 年已有一半的居民生活在设有建制的城镇里， 但直到战前确实还没有几个地理学家专门研究城市地理。③然而，战后情况大变，城市地理学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现代地理学中最大的独立分支之一。甚至可以说，在促进地理学改变其哲学和方法论方面，城市地理学一直处在领先地位。促使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城市地理学的初步基础在战前已经奠定，一些基本概念已经确立；第二，东西方各国由于战后恢复战争创伤和大规模的城市重建，许多地理学者投身到城市规划和区域规划工作，城市地理的理论和规划实践相结合，大大促进了这门学科的发展。美国虽未受战争破坏，但 30 年代经济萧条时期和战时遗留下的大量问题需要解决，也包括了重新规划美国人工作和居住环境的迫切要求；第三，西方商业资本家开始理解到进行商店区位和市场研究的重要性。这些工作大量运用城市地理的理论和调查方法，为接受过城市地理专业训练的人员广开了就业的出路；第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大部分人口都已聚居在城市，城市的土地、交通、住宅、环境、犯罪等各种问题都日益尖锐，大量的城市问题向城市地理学提出了挑战。

这一阶段，地理学的新思潮层出不穷，而且在城市地理学里都有最充分的反映，先后形成了区位学派、行为学派和激进马克思主义等几个流派。

① Taglor，T.G.，Urban Geography，1946，New York：E.P.Dutton.

② 参见参考文献 2，第 1 页。

③ 参见参考文献 48，第 4～6 页。

地理学以前的典型工作多通过参阅文献和野外考察，借助地图和表格， 主要用文字来描述地球表面的差异性，最终将研究地域划分成一系列各具特点的小区域，工作的主要精髓是经验。这样的描述工作在战后新一代的地理学者看来是有缺陷的——不精确和主观性。他们开始注重系统化的计量分析，以区位论为主要理论基础，从距离入手，用统计方法寻找城市分布和内部结构的空间组织模式，并用这些模式模拟现状、预测未来、帮助区位决策。这就是著名的区位学派。

地理学应用数学并不是新方向。“新”在于过去认为不能用数学语言来描述的极为复杂的人文地理分支，开始大量采用了统计方法。由过去的“求异”——过分强调空间差异，走到了“求同”——寻找一般规律。使地理学走上了理论化、计量化和抽象化的道路，标志着长期称雄于地理学界的区域差异学派开始衰落。美国的加里森（WilliamL.Garrison）和他领导的华盛顿小组为这一进步作出了贡献。1955 年加里森在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开办了第一个地理学数量方法讨论班。讨论班的参加者如贝利

（B.J.L.Berry）、邦奇（W.Bunge）、达西（M.F.Dacey）、盖提斯（A.Getis）. 马布尔（D.F.Marble）莫里尔（R.L.Morril）、奈斯丘恩（J.D、Nystuen） 和托布勒（W.R.Tobler）等在后来的计量运动中都有很大的影响。美国的地理计量运动很快影响到欧洲以至全世界，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是哈格斯特朗

（T.Hägerstrand）、乔莱（R.J.Chorley）和哈格特（P.Haggett）。从乔莱概括的模式建立和使用的一般过程（图 2）可以反映出这一学派的工作特点。

图 2 模式建立和使用的一般过程（引自参考文献 9,第 8 页）

然而，重视科学和数学的世界倾向一度因忽视了历史、语言和文学而产生了反作用。地理学的计量化也一度走向极端，甚至有人声称一个新的地理学境界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文字性、描述性的研究。把地理研究的目的和手段相混淆，把运用数学符号还是文字符号来解释地理现象对立起来，这显然是不全面的。正如詹姆斯在《地理学思想史》中所说，“实际上，在许多情况下数学提供了一种显然更为精确的叙事方法。文字形式的论著则可为概念的

公式提供激发人心的富有创新精神的探讨。”①不应该偏弃任何一方。西方地理学界在 70 年代已经对此有所反思。

到 60 年代中，城市间的空间组织和内部模型的实证研究的积累，表明在实际观察到的状况和预期的模型之间存在着许多差距。模式的运用并不都很有效。各种区位理论的不现实的假设受到批评，对仅仅利用小样本建立的模式运用到大范围地区或者把有限的地区性模型无条件推广到其它地区的做法也提出疑问，甚至用于分析的数据资料的本身也可能就有问题。对数量革命进展的不满，对规范模型可接受性的疑虑，导致 60 年代后期行为方法

的引入，并被称为行为革命而风行于 70 年代。

行为学派认为任何地理现象，除了纯粹自然地理现象外，都和人与人的群体的决定有关。按照区位学派的客观立场所计算得到的最优区位尽管好， 但实际上人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至少不是

全理性的。实陈情况很大程度上由人的不同品质、动机、偏好、态度、心理等因素造成的决策而形成。对规范区位理论最早提出批评的著名学者普雷德

（A.Pred）把决策人的行为和理想区位的关系用行为矩阵表示（图 3），认为决策结果的正确程度是有关信息的数量、质量以及决策者处理这种信息的能力的函数。不同的决策人处于行为矩阵中的不同位置，只有在理想状态或偶然情况下，才能处于矩阵的右下角，即达到经济人的最优模式。①行为学派主张，对地理表面人文现象的模式和空间分布的理解，有赖于对影响这些人为现象分布的行为和决策的认识，而不依靠对这些现象本身位置关系的认识。只有注意研究参予创造某种结构的行为者的决策活动，才能揭示过程。

②行为受环境感应的过程如图 4 所示。这样分析城市的发展，除了包括以前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外，把社会、文化和心理等其它人文因素也包括进来了。

60 年代末和 70 年代，西方国家的社会问题尖锐化。特别在美国，反战、妇女、黑人三大运动风起云涌。以结构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结构主义思

① 参见参考文献 111，第 486 页。

① 参见参考文献 69。

② 参见参考文献 112。

潮盛起。这一思潮也进入城市地理学，出现了所谓的激进马克思主义学派。如前所述，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和战后城市规划的实践分不开的。然而到

60 年代末，城市规划对解决众多的城市问题，特别在解决与社会不公平有关的那些问题中显得软弱无能，导致了对规划理论基础的怀疑，进而扩展到对城市地理以致整个地理学理论基础的怀疑。他们批评区位学派的理论忽视了控制经济决策和制约个体活动的资本主义规律。批评行为学派的行为研究是调查真空中的个体选择，忽视形成这种选择的环境约束和社会约束。认为一切个人行为都是某种政治、社会、文化的系统下的行为，不能把个人和整个系统分开。这些学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观点，认为私有制造成人的物化，资本主义社会造成阶级剥削的非人性，只有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才能恢复人的本质。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交通拥挤、住房短缺等城市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孤立地分析地理空间，而要全面改造整个社会结构。大卫·哈维

（DavidHarvey）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

各种观点和学派的争鸣，恰恰给城市地理学带来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城市本来就是复杂的综合体，各种方法对于充分理解城市空间形态都是必要的、有益的，只是有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们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互相补充的关系。人们一直试图在传统地理学的基础上，把定量的区位分析和实证方法、行为方法以及结构主义观点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