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 65 1980 年省区城镇等级体系（Y）与 17 个变量的相关系数表

分析表明：

1. 省区城镇等级体系的类型与和城镇有关的人口数量因素关系最密切。职工（特别是工业职工）和城镇人口多的省区就处在城镇规模分布的较高级类型。

2. 与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密切的关系，但主要取决于工商业发展水平，与农业发展水平虽有某种正相关的联系，但相关的显著性程度很低。

3. 各级城镇总要在一定级别的交通网结点上方能发生发展，因此城镇规模分布类型与省区交通网密度有明显关系。偏僻、闭塞、交通网稀疏的省区，一般处于较低级的城镇体系类型。

4. 人口密度是地区自然条件和经济开发程度的集中反映，人口密度较大的省区，城镇规模分布一般处于较高级类型，西部低密度人口省区处于低级类型。

5. 用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的城市化水平与城镇规模分布类型间没有直接联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城镇人口数量的增加来影响城镇体系的演变。这和贝利对世界各国的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类似。叶嘉安和许学强对

中国各省区城市化水平的多因素分析，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现象。①

上述的分析结果是以中国的省区级地域单元和特定的时段为背景的，对其它场合是否适用，还未经检验，不能妄下结论。但通过这项研究笔者拟对一些广为流传的观点进行下面的讨论。

国外普遍认为区域或国家城镇人口的规模分布从首位分布开始，经过过渡类型，最后向位序-规模分布类型演变。国内也有人对中国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变化趋势持同样观点。这一演变过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笔者持怀疑态度。实际情况可能复杂得多。世界各国近 50 年来的变化，确实有些国家原来首位度很大，现在明显变小而趋于均衡，如芬兰、比利时、挪威、菲律宾、玻利维亚；但也有原来高首位度、近 50 年中略有下降，但仍是高首位度的

国家，如奥地利、丹麦、阿根廷、法国；还有原来高首位度 50 年中变得更不平衡的国家，如匈牙利、秘鲁、古巴、智利。本来首位度就不大的国家， 有些变化不大，甚至首位度还有下降，如美国、中国、波兰、瑞典、新西兰等；也有些首位度明显变大，如苏联、南斯拉夫、印度、西班牙、意大利； 还有的变成了高度的首位分布，如伊朗、阿富汗。从中国省区研究中概括的模式，促使笔者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区域中高位次城市的发展和高位次城市带动区域中低位次城市发展的作用，可能同时存在但交替发生作用，城镇规模分布可能从低级首位型发展到低级均衡型，再向中级首位型发展，然后是中级均衡型，又到高级首位型，然后是高级均衡型，⋯⋯，如此循环往复。它是一种呈类似螺旋型前进或波浪式发展的过程。每一次循环或周期都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而是从形式到内容都进入了新的层次。这似乎也更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

这一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在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规划中，不能照搬从不均衡变成均衡、从均衡变成更均衡的规划套路。规划人员要深入分析区域城市规模分布的实际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地判断今后的合理演变方向。可能发展重点要放在中心城市，首位率会增加，也可能要重点发展副中心和其他中低位次城市，规模分布趋于均衡。

各种城市规模分布的理论都有一定的可取之处。但是城市规模分布类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没有内在联系却是令人费解的。即使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因素是城市规模的决定力量，它很大程度上也要通过经济活动来发生作用。笔者以为，贝利对 38 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之所以得出否定结论，就在于他只把城市规模分布简单地概括为首位分布和对数正态（位序-规模）分布两大类。国内学者关于中国首位度省际差异的多因素分析，也得出类似的否定结论，也和简单地处理首位度有关。忽视了同是首位分布，还可能有不同层次的变化，同是位序-规模分布，也可能有不同层次的变化。这里还暂且不论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被看作两种绝然不同的类型是否科学的问题。

① 参见参考文献 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