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世界的城镇化

（一）历史背景

迄今为止，人类世界在聚落的型式和聚落组织上已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大的变化是渔猎到农业的革命，发生在新石器时代。它使人类从根本没有聚落到出现半永久性的农牧业村舍，然后过渡到定居的乡村聚落

（今天叫村庄）。半永久性村舍阶段存在长达 5000 年，是当时落后的种植业还不足以维持人口的增长决定的。一旦地力衰竭，整个村舍即被迫迁移，甚至当个别村落人口增长，也需要分裂成较小的组团，寻找新的住地，以保证起码的人均耕地。从史前到出现聚落，整个人类可能最多只有几百万人。由于采取定居农业，人口很快就达到了几千万人。

第二次大的变动是城市的出现。由新石器时代进入城市生活的时代大约经历了 1500 年。定居的结果，促进了农业技术的发展。灌溉和耕作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剩余农产品，使一部分人力有可能解放出来去从事建筑业、手工业、服务业，促进了社会分工进一步复杂化。轮子的使用把人们从滑走式的笨重运输中解放出来，使人口流动、人际交往和交通运输的能力发生了第一次飞跃。一般来说，一个村庄无力供养那些专职的工匠、艺人和其他非农业人口。他们开始只好游荡于各村落之间，辗转谋生。逐渐在交通方便、安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聚集成市。定居还使人类居住条件日臻完善，建筑材料的质量、坚牢度都不断提高。这些经济因素促使人口日增，其结果使村庄变成集镇、变成城市。

在从分散的村落经济向高度组织化的城市经济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参变因素是国王，或者说是王权制度。是他占据中心地位，象磁体一样把一切新兴力量吸引到城市文明的心腹地区来，并把宫廷和庙宇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国王有时兴建一些新城，有时将乡村小镇改建为城市，并派出行政长官去代他管辖。国王的统治使这些城市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宗教很可能也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狩猎部族的酋长，借助僧侣阶层的扶持，才能谋取到庞大的权力和通天的权威，乃至最后上升到国王的地位。据认为城市形成过程中的“小城”即城堡，最初也可能是为敬奉神明而设计的，属于宗教性质。当然它还是一种贮存性据点，安全地存放酋长首领的私产，主要是粮食，可能还有女人。只是到后来才更显出其军事防卫的实际效用。王权制度扩大了僧侣阶级的职能，使僧侣阶级踞于社区的支配地位，他们掌管着时间和空间，预言节令性的大事件。庙宇还有着丰厚的经济基础。

王权和神权的融合所产生的各种力量把城市的种种起源性因素组合到一起，使之具备了新的形式。城堡的主人主宰着城市的命运，从而把最大限度的社会分化、职业分化同统一、整合的发展过程结合在一起。前面所述的

城市形成过程，实际是很漫长的。如果进行一个简单的概括，那么城市的出现大致和阶级与国家的出现以及奴隶占有制的兴起是一致的。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 年）甚至认为单纯的新石器文化不足以形成城市。城市的起源是两种史前文化，即旧石器文化和新石器文化密切结合的结果。这种接合造成人类文化第一次在空间上形成聚合，他称此过程为最早的城市性聚合过程。这就是城市的成胚时期。①他认为，人类城市文明生活方式的最早萌动，实际开始于以墓地表达对祖先的怀念和祭祀以及到岩洞举行礼仪活动的行为需要。当时，永久性的村庄聚落形式可能还没有踪影。从某种意义上说，远在活人形成城市之前，死人就先有“城市”了。墓地作为死人的城市是活人城市的前驱和前身，也是活人城市的形成核心。而原始礼仪中心的岩洞，逐渐演变成以后的宗教性的圣祠和庙宇。正是由于古代社会的社会性和宗教性推动力的协同作用，这些固定的地面目标和纪念性汇集地点逐渐地把有共同的祭祀礼俗或宗教信仰的人们，定期地或永久地集中到一起，这就是城市形成的最初的胚胎。许多古城如今仍然记载有并且在继续追求这些原始的目的。精神的要素和经济物质的要素在城市的形成中是同样重要的。芒福德通过大量考察所作的这些分析，弥补了考古学者力求从最深的文化层中找到足以表明古代城市结构的物质性遗迹的不足之处。①

至此，本书还没有正面回答城市是怎样起源的。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于回答，是因为学术界对此并没有取得一致的见解。

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地理学论述城市起源主要归结为三个基本原理：①拉采尔提出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当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盲目的原始自然力量起作用时，人类聚居的文化形式是不同环境因素的产物。近东河谷低地的特殊自然环境，特别有利于耕作和动物驯化，为城市起源提供了条件；②传播论，这种理论把城市看作是中近东河谷低地这一独特环境下的特殊产物，通过由近及远的传播，向东传到印度河流域，向西传到克里特岛，然后又传到希腊和罗马，进而传遍了欧洲；③进化论思想，人类地理分布学家提出人类发展的三个时期依次是原始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相应的人类的定居形式由渔猎时期的营地性质，后来演化为小村，进而进入平原谷地的村庄，最后发展成城镇。这些理论把城市的起源因素与发展因素混淆在一起，他们的理论假设已经面临挑战。

现代社会科学家，包括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出了 4 种有关城市起源的理论。

水力论或环境基础论

该论点以伍利（L.Woolley）和威特福格尔（K.A.Wittfogel）为代表，

① 参见参考文献 104。

① 他的详细分析可参见参考文献 105。

认为：①只有在土地和气候有可能并且容易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创造出剩余农产品的地区，城市文明才能产生；②剩余农产品很大程度上是灌溉的结果；③灌溉导致特殊形式的劳动分工，它强化了耕作，促使人口集中；④灌溉使大规模合作成为必要，它导致管理体系的形成。这些因素使住宅建设集中化，出现城镇。简言之，城市是随灌溉的发展而发展的。

经济论或市场起源论

持这种观点的人有的认为城市是长距离贸易的产物，有的认为城市起源于集中了内部交换过程的区域中心。总之，由于市场贸易引起的高度集中才兴起城市。他们的根据主要来自商业是中世纪欧洲城市的创造者这种传统观念。城市的市场起源论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雅各布斯（Jane Jacobs）与众不同地坚信“城市发展在先，乡村发展在后”，她把农业的发展看作是城市发展的后果。她通过分析安那托利亚一个起源于公元前 7560 年的具有矿物资源的城镇，认为这是由于邻近的狩猎群体习惯性地成为这里黑曜石

（obsidian）的顾客。贸易的建立，产生了专门化和所有与城市有关的其它变化，包括对农业的需求。

军事论或防御据点起源论

人们注意到埃及象形文字中的“城市”是圆圈中划一个十字，圆圈代表防御墙。相应地也就有人提出，城市是人们为寻求保护的需要而起源。他们用最古老的著名城镇都存在坚固的防御工事这一事实来证明军事需要促进了聚落集中和职业分工，是城市的起源因素。

宗教论或宗庙起源论

哈桑（Riaz Hassan）认为：如果没有对权威的尊重、对某种场所的依附及对他人权力的服从，城市文化就不可能存在。他用前伊斯兰阿拉伯社会的游牧文化向后伊斯兰阿拉伯社会的城市文化的转变为例说明，这种转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组织的理论基础，这就是宗教。宗教产生一种比家族更巩固的忠诚和社会团结的力量。伊斯兰教就是城市发展最有效的工具。这种观点实际上派生于氏族主义与现代城市化的联系和权力结构是城市的关键等论点。

这 4 种理论都有一批支持者和他们的事实依据。但又都因为缺乏普遍意义而遭到另一些人的非议，最后陷入类似于究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之中。剩余农产品、灌溉、市场、防御墙、庙宇等都可能是某一些城市起源的关键因素，但是把它们当作城市起源的唯一直接原因，似乎又过分简单化。城市是在长时期的社会、经济变动和文化适应等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过程中产生的。①

从考古发掘所得到的实物证据而言，一般同意世界上的第一批城市在公元前 3500 年左右出现于西南亚地区，以两河流域中下游最为集中，包括厄

① 详见参考文献 24，第 1～9 页。

尔克（Erech）、厄里都（Eridu）、乌尔（Ur）、拉戈什（Lagash）、吉什

（Kish）和巴比伦城（Babylon）等。尼罗河流域的最早城市出现在大约公元前 3100 年包括孟菲斯（Memphis）、太阳城（Heliopolis）及稍后的底比斯（Thebes）等。印度河流域的古城莫亨朱达罗（Mohenjo-Daro）、哈拉巴

（Harappa）则形成在公元前 3000～前 2500 年左右。迄今为止，我国有考古发掘证明的最早城市在河南偃师二里头，年代约为公元前 2100～前 1700 年，稍后的有位于郑州二里岗的早商都城（公元前 1500 年）和安阳殷墟的晚商都城（公元前 1400～前 1100 年）。

蔡尔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 年）曾经把人类社会向城市过渡的这个过程称作“城市革命”。用这一措辞来表达城市的积极作用是可以的，但所谓“革命”却不能恰当表述这一过渡的实际过程，因为直到近代的城镇化时代以前，数千年间城市仅仅容纳了人类的很小一部分。

表 8 和表 9 提供了历史时期世界城市发展的某些定量研究成果，有助于了解城市形成的有关地理概貌。对古代部分的城市人口不能要求有很高的准确性，但基本结论是可信的。

诞生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最早的城市，虽然为数众多，但因政治上的分裂，人口规模却很小，大约只有 5000～25000 人。第一个超过 10 万人口的城市可能是古埃及的首都底比斯。到公元前 5 世纪，城市文明在地理上的扩

展已经比较充分，除巴比伦外，波斯、希腊、印度、中国都开始有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公元前后，西方的罗马帝国和东方中国的汉朝，都在兴盛时期，首都罗马和洛阳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