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过度城镇化和低度城镇化

按城镇化的实际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考察，可能存在两种城镇化的状态。一种是积极型的，表现为城镇化的进程与经济发展同步协调，互相促进，城镇的数量和规模增长适度，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同步上升。另一种情况是消极型的，那就是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相脱节。主要表现在过量的乡村人口盲目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迁移，超过了国家经济发展所能承受的能力。当国家经济基础相当薄弱的时候，城镇化发展的失控会造成城镇人口增加与就业机会不足和农村人口减少与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下降之间的不相协调，从而影响经济发展，城市病也随之产生。这种消极型的城镇化就叫做过度城镇化（overurbanization）。

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在六七十年代就出现过总人口增长率超过农业产值的增长率，城镇人口的增长率超过工业产值的增长率等不正常现象。叙利亚 1960～1968 年城镇人口比重从 26.4％增加到 31.3％，而工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的比重并未增加。过度城镇化这一术语常在比较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时使用。认为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水平比发达国家在相似工业化水平时要高得多，因此，相对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这些发展中国家有过多的城镇人口，导致城市中产生高的失业率，出现贫困、贫民窟、犯罪、社会动乱等问题。例如，7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就业人口只有 15％左右，这大约相当于现在发达国家 19 世纪初的水平，而当时它们的城镇化水平只有 7.3％。但也有一种意见不同意用 20 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和 19 世纪的西欧国家简单类比。

近年，有人提出了和过度城镇化概念相对的另一个概念叫低度城镇化

（underurbanization）①，意思是城镇人口的实际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工业生产率发展所需要的人口增长速度。判断的依据是托利（G.S.Tolley）模型：

式中： N∃ = N + (F A ) (1 - E) − (F − A ) (1 − E) （1）

N∃

_{u t}——计算所得的t年城镇人口增长百分比；

① 参见参考文献 73。

Nt——t 年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在封闭系统中，即等于 t 年总人口的增长百分比）；

Fat——t 年居住在乡村地域的人口比重；

Aat——t 年乡村/农业生产率非劳动力来源的增长百分比； Aut——t 年城镇/工业生产率非劳动力来源的增长百分比； 1/（1－E）——乘数；

（Fat Aut）/（1－E）——城镇生产率因素；

（Fat Aat）/（1－E）——乡村生产率因素。

城镇人口增长是有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两部分组成的：

∃

u t t u t

而机械增长：Mut=(Fat Aut)/(1- E)-

（2）

(Fat A at)/(1- E)- （3）

用托利模型来检验 1962～1972 年期间世界各国城镇人口增长速度发现，中非地区和印度是过度城市化最集中的地方，实际城镇人口平均增长速度比计算所得速度高 3％，而中国、苏联、东欧实际值比计算值低 3％，属于低度城镇化状态。据研究者认为，这种低度城镇化主要是人为政策的结果。把资源最大限度集中到工业增长上的导向，造成城市住房、基础建设、社会服务等投资不足，而投资政策又通过控制人口向城市迁移得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