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

中国奴隶社会时代的一些早期典籍，如《尚书》、《礼记》、《周礼》、

《诗经》、《管子》等，就已经记载奴隶主阶级对城邑、聚落的一些地理知识。这方面的许多珍贵记录，集中反映在先秦时期城址选择的地理原则和城市规划的思想等方面。

例如《礼记·王制篇》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居民必参相得之。”《周礼·大司徒之职》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管子》记：“上地方八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万宝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万室之国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与下地方百二十里，通于中地方百里。”“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城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又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足用，下勿近水而沟防者，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上古人们的某些观点，与今人的城市地理思想来比，虽说简朴，却很精辟。那时候精心选择的城址，有些甚有战略眼光，如长安、洛阳，其后久而

不衰。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除了前面提到的《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和大量的方志中包含有大量城市的描述外，也有许多描述单个城市的著作，诸如《洛阳伽蓝记》、《汴京遗迹志》、《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唐两京城坊考》、《日下旧闻考》等，大都是记叙都城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建筑、风俗、掌故等，内容十分庞杂，很难称作城市地理著作。

中国近现代的城市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部分，始于 20 世纪，

其间随着整个人文地理学的沉浮而历经坎坷，其发展大体可分 4 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