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强调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基点要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 生的突然事变上，同时为争取时局的好转而斗争

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性不仅决定了我们党与之联合时要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进行有理有利存有节的斗争，而且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觉性，把工作的基点放在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上，以掌握斗争的主动权。随着国共两党关系日趋 恶比，他的这个思想愈益明确和强烈。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前夕，1939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在反对投降的报告中指出，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卫、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反共高潮开始后，毛泽东在 1939 年10 月 10 日为党中央写的关于日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又指出：我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问志应该提高对当前时局的警党性，用全力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我们的党，巩固党所领导的军队和政权，以准备对付可能的危害中国革命的突然事变，使党和革命在可能的突然事变中不致遭受意外的损失。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期，毛泽东在 1940 年 1 月 28 日的党内指示中还指出：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党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蒋介石不甘心其在华北的失败，将军事进攻的重点开始转向华中地区。1940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致电项英和东南局，要他们充分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的突然事变，采取坚决斗争的方针，这样，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 1927 年的错误。在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前夕，毛泽东不但致电项英，要他们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行动准备， 而且告诫全党：蒋介石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军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甚毒。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 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而不是把乐观情况作出发点，要准备任何一种情况发生后都要有对付的办法。毛泽东甚至作了可能出现全国规模的黑暗局面的思想准备、并提出了应采取的相应对策，指出：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

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①。当时我党领导的西北、华北、山东、苏北等根据地都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作了可能发生最黑暗局面的各种准备，唯独项英在皖南迟疑不决，对蒋介石存在幻想，未作可能发生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结果遭致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毛泽东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总结中批评项英的错误时指出：同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作战，要准备对付时局发展的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蒋介石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反共战争所证明， 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反共高潮特别是第二次反共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了。他还指出：我们在向着最坏的可能性作准备时，也不抛弃好的可能性。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不仅是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针，而且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后来毛泽东关于“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②的思想，就是总结了我党长期革命斗争的血的经验教训而作的哲学概括。

毛泽东在 1939 年至 1941 年间对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是多方面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列。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到，经过对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关系的长期经验的总结，特别是对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经验的总结，毛泽东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基本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的科学体系。

① 见毛泽东 1940 年 11 月 3 日致周恩来等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