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提出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愈益带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还不放下抗日旗帜，欲联合其他各派势力特别是共产党的力量对付日本；另方面，他们又害怕觉醒的人民大众，极力摧残各种进步势力，尤其是打击共产党。在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这种两面政策尤为鲜明，上述毛泽东的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政策而提出的。在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毛泽东指出：国民党顽固势力采取既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必须采取反抗他们这种反动政策的斗争策略，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这就是我们对付顽固派两面政策的革命的两面政策。”①此后，毛泽东还说过，他们是两面派，我们也是两面派，是革命的两面派，要同他们斗争②。

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毛泽东对这个思想作了充分发挥，并把这个政策运用得淋漓尽致。他自始至终坚持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来对付反共的两面政策。在何、白“皓电”后，毛泽东确定实行政治进攻、军事防御的战略方针，就是实行针锋相对的两面政策。他在 1940 年 11 月 21 日和 30 日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中解释这个方针说：蒋介石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以攻势之手段达到防御之目的。本质上依然是两面政策。我对一切吓我之人亦应以政治攻势转吓之，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的方针，除表示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其他是才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毛泽东认为，

① 毛泽东 1940 年 12 月 4 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748 页。

② 毛泽东 1940 年 9 月 23 日关于对时局与边区问题的报告。

我们“和缓可以争取群众，抵抗可以保卫自己，软可以给他以面子，硬可以给他以恐怖”。“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在蒋介石的“手令”（即 1940 年 12 月 9 日的限期新四军北移的最后通告）发出后，毛泽东又指出：国民党顽固派仍是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我们亦仍是一面团结一面斗争的革命的两面政策，即在抗日方面，对其尚能抗日的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的方面加以孤立；在反共方面，对其当不愿根本破裂两党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向我党和人民的政治高压和军事进攻方面实行坚决斗争和加以孤立。这也是软硬兼施。开展斗争是硬，但硬不硬到破裂统一战线；实行团结是软，但软不软到丧失自己立场①。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猖狂至极，1941 年 1 月 17 日发布宣称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的反动命令。为了打退国民党的政治攻势，毛泽东进一步阐发了革命的两面政策思想。他在一系列文电中指出： 我们应紧紧捉注蒋介石 1 月 17 日令坚决反攻，像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那样采取强硬立场，只有不怕破裂才能打破他们的进攻。如蒋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以尖锐对立求得暂时缓和。对于一个强有力的进攻者，只有把他打到防御地位，使他不能再进攻了， 国共暂时缓和的可能性就有了。根据这样一些思想，我们党制定了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采取军事守势的同时开展了全面的强大的政治攻势，最后打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使形势迅即发生了有利于我党和全国抗战的巨大变化。19U 年 5 月 8 日，毛泽东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对党的革命的两面政策作了深刻概括，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 1 月 17 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政策。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我党的方针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