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

近几年来，一些同志对“两论”与苏联哲学著作的关系发表了不少看法，有的同志还做了这样那样的比较，这对于破除长期以来流行的某些“看法”，澄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开阔思维、把“两论”的研究引向深入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应当指出，有的形式主义的比较，使认识偏离了正确方向。《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出版，使我们有可能通过“批注”这个中间环节进行科学比较，通过批注与教科书原文的对照，对“两论”与苏联哲学的关系获得较为客观的全面的了解。

从毛泽东的读书批注看，根据目前的材料，只有头两本苏联教科书，即李译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沈译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在文字和内容上与“两论”有直接的联系。据说“两论”也吸收了米丁编著的《新哲学大纲》的思想营养，但目前却没有找到毛泽东读这本书的批注。因此。这里只能比较“两论”与上述两本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

“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认识。

首先，应当承认，“两论”吸收和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积极成果。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思想，对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理论作了发挥、论证和说明，对构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也涉及到人们所说的苏联哲学模式问题。对此，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不能采取绝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一方面，它毕竟建立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上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功绩不应当抹煞，不能围为它有缺陷和后来的教科书超过了它就否认它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也不能把它的作用加以绝对比，这个体系本身毕竟很不完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因此它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模式，而不是唯一模式，更不是最佳模式。随着教条主义的流行，这种模式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曾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不少东西变成了僵化的教条，因而起过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进步和发展的消极作用。这是30 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两面性，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就不能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

毛泽东对苏联哲学教科书，实际上采取辩证的态度。首先是吸收和利用，其次是扬弃和发展。同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时，都要利用在此以前已经积累起来的思想资料一样，毛泽东在“两论”中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时，也利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思想资料，他一遍又一遍的反复批读，干什么？就是要从中汲取思想营养。通过他写的批注文字可以看到，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八以下简称《教程》和“米丁本”）中的不少观点和分析，使毛泽东很受启发，并吸收了其中有见地的一些思想，成为自己著作中有机的一部分。就“两论”分别来说，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吸收了《教程》关于在实践以外不能认识外界的观点，关于认识过程的感性和理性阶段的分析，关于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它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的思想，以及关于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由“自在阶级”阶段进到“自为阶级”阶段的举例等。《实践论》还吸取了“米丁本”关于实践活动的多种形式的观点，关于马克思以前的旧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不能了解认

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的分析，等等。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吸收了

《教程》关于主要矛盾制约其他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关于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的观点，关于对立的双方互相联结和互相渗透的观点，关于差异就是矛盾的观点，关于各个过程和过程的各个方面的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关于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和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分析，关于均衡论的批判等。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吸收了“米丁本” 关于两种发展观的分析和对外因论的批判，关于对各种运动形式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特殊性的分析，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对具体矛盾做具体分析的模范的举例等等。以上这些，是毛泽东的“两论”对苏联哲学教科书表现的某种承继性，或用哲学语言说，是一种“同一性”、相互联系性。

但是，对“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比较，如果仅仅停留于此，其认识就带有较大的片面性。“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除表现“同一” 外，更重要地是表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仔细地研究毛泽东的批注，更能清楚地看到，“两论”虽然吸收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一些思想资料，但并非照搬照抄，不是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中国版。“两论”的主旨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概括，批判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了很大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在作哲学的概括和分析时，“两论”虽然借助了苏联哲学教科书，某些观点受胎于苏联教科书，但是，它在总体上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体现了“实践的唯物主义” 的特点，没有学院气，没有书斋味，具有理论的恢宏气度；同时，由于对中国现实的革命运动进行了理论总结，“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①，因而“两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又在一些问题上作了重大发展，并表现了自己的许多重要特色。总之，“两论”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刨造性，堪称独立的科学著作。具体说来，“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相比较，有这样四方面的区别或特点。

第一，“两论”的框架体系比苏联皙学教科书严密、顺当，内在逻辑性强。就《实践论》来说，毛泽东从实践与认识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矛盾出发，既概述认识过程的唯物论，又论证认识过程的辩证法，比较系统他说明了认识的来源、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认识的发展过程和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脉络清楚，递进的层次分明。而《教程》对认识论的阐述则分为四节②，不仅相互之间不甚连贯，就是专讲实践论的前两节，其内在逻辑也远不如《实践论》一目了然，过多的枝蔓掩盖了它的主线索。“米丁本”第五节讲实践论，是从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讲起的，不如《实践论》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讲起顺乎逻辑。“米丁本”的这一节，较多他讲了实践与认识的唯物论关系，而对其辩证法关系（包括认识的两个阶段等）未展开分析；至于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等深层次的问题更未涉及。再从有的同志提到的对《实践论》有较大影响的米丁等编的《新哲学大纲》来看，该书第八章“认识的过程”是讲认识论的，分了八节③，但没有一节专讲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这八节主要是从物质

①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210 页。

② 这四节是：一、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之统一；二、认识过程的阶段与动因；三、论理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四、真理论。

③ 这八节是：（1）经验的认识，感觉；（2）表象：（3）概念；（4）判断；（5）推理；（6）分析和综合；（7）归纳和演绎；（8）形式论理学的批判。

与意识的关系方面来讲认识论问题。这样，苏联几本哲学教科书的认识论体系都没有突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主要是实践论这个基本思想，因而有重大缺陷。《实践论》克服了上述各书的缺点，抓住认识论的核心和基础，构造体系，独树一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

《矛盾论》在结论上也优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论述。“米丁本”只在“对立体一致底法则”一节中分析了这个问题，没有分小节，而且讲得比较杂乱，眉目不甚清楚①。《教程》与“米丁本”不同，用了七节篇幅来论述对立统一规律。但这七节的内在逻辑也不很清楚②。与这两本书的论述相比较，《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分节论述③，既吸收了《教程》中分节的优点，其结构又比《教程》严谨、顺畅得多。毛泽东根据列宁强调的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的思想，依次从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对抗性与非对抗性诸方面进行论述，表现了鲜明的层次性、系统性和整体性，从而，同《实践论》一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第二，“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的典范。《教程》和“米丁本”翻译成中文出版后，我国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方面作了不少工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作为我国第一本通俗哲学著作，被毛泽东称誉为“真正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书④。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被毛泽东赞赏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⑤。这两本书在当时都发生了较大影响。但是，包括这两本书在内的一些通俗哲学著作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讲哲学不够。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谈到这种状况时说：“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语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之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比，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①。这个评论是符合抗战以前和抗战初期马克思主义哲学

① 它的主要内容是：两种发展观的对立，在各种事物和各个过程的特殊运动的发展形式中存在着各种矛盾；科学研究既要抓住一切事物和它们的一切发展阶段上的共同的一般之点，还要把握某一事物及其某一发展阶段所特有的矛盾发展的特殊点；对立的一致律是客观世界和认识的最普遍的法则；对立的一致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在相对中存在着绝对；冲突是矛盾的个别的特殊的场合；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提出的对立的一致的法则的唯物的改造；《资本论》对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的辩证分析；列宁把对立的一致法则视为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意义。

② 这七节是，当作辩证法的本质看的对立之统一及斗争；统一的分裂，本质的对立之暴露；对立的互相渗

透；矛盾之主导方面的意义；自始至终的过程的矛盾的运动；对立的统一、同一性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是绝对的；均衡论。

③ 《矛盾论》在 1952 年 4 月发表时，删去了原稿第一节“形式论理的同一律同辩证法的矛盾律”，把“结束语”扩充为”结论”，作为单独一节。

④ 毛泽东 1936 年 10 月 22 日致叶剑英、刘鼎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80 页。

⑤ 转引自《中国哲学》1980 年第 1 期第 364 页。

① 原载 1938 年 4 月 1 日武汉《自由中国》创刊号。现载《艾思奇文集》第 1 卷第 387 页。

与中国实际初步结合的具体状况的。

毛泽东的“两论”由于是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哲学分析和时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因而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作出的榜样，已为中外哲学界所公认。也正如艾思奇所说：毛泽东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一方面运用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是“在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来系统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法唯物论哲学”②。这一点，通过毛泽东写的有关批注能够看得更加明显。

从有关的批注来看，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现实化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与思想，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与思想结合起来，赋予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与思想以科学的含义，使之具有新的生命力。《实践论》以“知与行的关系”来说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矛盾论》用“天不变，道亦不变”来说明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等等，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分析和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提供了范例。在这之前，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来开垦中国哲学史这片处女地的学者还不多。毛泽东的“两论”不是专论中国哲学史的，但它把两者加以结合的思想与方法，给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研究中国传统皙学的专家学者以启迪和示范。
用中国古诗、典故、成语、民谚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不仅使抽象的哲学观点通俗化，而且使之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在对《教程》的批注中，这个特色更明显。例如，毛泽东用“路遥知马力”来解释质与量的关系。他批注道：“路遥知马力，马力是质，路遥是量”。为了说明量变引起质变，他还批道：“人多成王”，“王子筷子集散”。“长袖善舞，多财善贾。韩信将兵”。为了批评“外因论”，他举例说：“‘物必先腐也，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也，然后谗入之’。‘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为了说明辩证否定的观点，他举例道：“一刀两断，斩尽杀绝，不是辩证法的否定”；辩证法的否定，是“第一个否定造成了第二个否定之可能，哥哥身上有妹妹，妹妹身上有哥哥”。在“两论”中，毛泽东发挥了这个特色，大量列举中国事例，用适合中国人民习惯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民族化提供了经验。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说明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从而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这个原则不仅贯穿在毛泽东对《教程》和“米丁本” 两书的批注中，也贯穿在延安时期他的其他哲学批注中。在对《教程》的批注中，毛泽东批评机会主义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指出“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在批注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时，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指出： “中日民族矛盾要用联合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一九二七（年）后的国内矛盾，却只用联合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去解决。劳资间的矛盾，在平常时期要用工人统一战线去解决。党内及革命队伍内正确路线与错误倾向间的矛盾，用思想斗争的方法去解决。在国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

② 《学习（矛盾论）第一辑》，（1953 年版）第 3—4 页。

矛盾，用革命去解决。”毛泽东还结合中国实际，分忻对立转化为同一的情形，写道：“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条件下，国共对立部变成同一性，而转化为统一战线。统一战线与侵略战争的对立，在民众起来与世界革命条件之下，却将变为同一性而转化为世界和平。”这些批注的用语，还带有某种朴素性，还未经过去粗取精的加工制作。在“两论”中，这种原始的痕迹不存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的论述成为有机的结合，浑然一体，用语精当，表达准确，其科学性大大增强了。

第三，“两论”中的许多提法、分析和论述，比苏联哲学教科书具有较大的明确性、概括性。系统性和深刻性，这一点，通过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能够看得更为清楚。比如，“米丁本”讲旧唯物论在认识论上的局限性是这样写的：“费尔巴赫（即费尔巴哈——引者注）在认识问题上也发挥了形而上的观点，照他底见解，人底本质是在于他底躯体、他底机体、他底感觉和思维的能力，费尔已赫不了解，具有感官和思惟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底产物，他丢开了人和社会底关系去观察人，所以他始终没有理解到实在的、行动的人，而永远抽象地去了解人。因为费尔巴赫抛弃了人底社会性，他就不能了解认识对于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照费氏底意见，认识是不变的。永远如此的肉然之同样不变的反映。这里要顺便指出，丢开人类底实践活动、丢开他底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这不仅是费尔巴赫底唯物论底根本缺点，而且也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唯物论底根本缺点。”这段活要说明的意思并不复杂，但所用的文字不算少。毛泽东在这段话的下面作了概要式的批注：“马克斯

（即马克思——引者注）以前一切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社会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这段批语明确简炼，一语破的，后来基本上成为《实践论》的开头语。又如《教程》分析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特征，是以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举例展开阐述的，没有作一般的概括性的说明，写了 300 多字①。毛泽东在这 300 多字的上端写了概括性的批注：“感性认识：片面、现象、外的联系”；“理性认识：全体、本质、内的联系”。

这就把《教程》以举例方式所做的“个别”分析，推进到抽象的“一般” 分析，完成了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在《实践论》中，毛泽东进一步对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使之具备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形态，成为一个理论系统《教程》对认识过程两个阶段的相互关系还有一段精辟议论：“依实践所证明：并不是我们感觉到什么东西，就立刻开始理解它；反之，也不是理解到什么东西，就不感觉到；它只有在理解了什么东西时，才更正确。更深刻的感觉到。”毛泽东很欣赏这段话。他写的批注，先是将这段话作了概括：“感觉到的东西不能立刻理解他，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更

① 关于感性认识的特征，《教程》是这样写的：“在普罗列达里亚对资本主义的现实的个别现象做自发的斗争时的发展阶段上，普罗列达里业也曾企图用一种方法去认识并理解那些现象。普罗列达里亚自身的发展阶段还在低级状态，他们还没有暴露资本上义的本质的能力——这也是因为现实自身在某种程度上还没有充分展开它内在的矛盾——，这种种事实的结果，使得普罗列达里亚对于现实的一切认识，只在理解现实的各个方面或现象的感性的认识形式上表现出来。”关于理性认识的特征，《教程》分析说：“资本主义的现实以及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普罗列达里亚感到有在其内的联结上。在其全体性上去认识各个现象的必要论理的认识所以和感性的认识不同，是因为它先暴露周围世界之内的矛盾，而能在其总体上，在其一切方面的联结上去把握现实。” —369— 以

深刻更正确的感觉他。”接着，对这个思想又作发挥，写道：“感觉是解决现象问题，理解是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实践过程才能暴露其本质而理解他。”这段批注，比起《教程》来，更明确、更深刻。《实践论》也吸收了这个思想，并在文字上加工得更加完美，成为说明两考辩证关系的一个重要论点。

毛泽东对辩证法问题的批注——许多被吸收到了《矛盾论》中——，像这样比苏联哲学教科书更明晰、更概括、更深刻的思想也不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①。

第四，“两论”在吸收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先说《实践论》。

通过毛泽东的读书批注这个中间环节，将《实践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加以比较，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论述认识运动的推移过程时，提出“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个飞跃”的思想，发展了辩证唯物论关于认识运动的全过程的理论；同时还提出真理性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思想，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须要经过多次失败才能获得，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随着客观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类的认识运动，包括对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认识，都“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从而发展了辩证唯物论的真理论理论。《实践论》最后阐述的关于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行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有同志说，这个规律是艾思奇最早提出的。应当提出，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确实有这个思想的原形，功不可没①。但是，他没有对此作理论的论证，只是举了若干例子来通俗地加以解释。《实践论》吸收了这个思想，不仅文字表达精当，而且作了理论阐述，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原理，因而其贡献是重大的。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

例如，把“矛盾的普遍性”作为与“矛盾的特殊性”相对立的概念明确提出来。在《教程》和“米丁本”中，都只使用了“矛盾的特殊性”概念；根据列宁的思想，虽也指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客观世界和人类认识的最普遍的法则，客观事物的过程自始至终地存在着矛盾运动，但是没有抽象出“矛

① 这里说一下关于外因与内因的关系。“米丁本”认为：“外部条件底作用，经过一定的社会形态之内部的特性而被曲折了”；只有明白了发展的内部自身的动力，“才能理解发展之真正实质”。毛泽东对此作了旁批：“外因通过内因并被曲折才能发展”，“不废除外因，但内因是主寻的。不明内部，即无从了解发展。”《教程》对这个问题是这样写的：“马克思及依里奇的辩证法并不否认外的矛盾的作用”，但“主要的注意在于暴露内的矛盾”，“不承认外的矛盾是主要的东两，决定的东西”。毛泽东写批注对此作了发挥，强调内因的作用，指出：“流水不腐，非流水腐；户枢不蠹，非户枢蠹。物之本身情况如何，是第一原因。”“任何事物、任何过程，外力是有影响的，且是严重的影响，然必通过内的情况才起作用。决定的东西属于内力。”《矛盾论》提炼这些思想，产生了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的著名论断，并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论证。在此之前一年，艾思奇也有这样的思想。

① 艾思奇的表述是这样的：“从感性到理性，从理性到实践，又由实践得到新的感性，走向新的理性，这

种过程，是无穷地连续下去，循环下去，但循环一次，我们的认识也就会更丰富，所以，这种循环是螺旋式的循环，而不是圆圈式的循环，它永远在发展。进步，决不会停留在原来的圈子里。”

盾的普遍性”概念，毛泽东在对这两本书的批注中也没有概括出这个概念，只在讲矛盾与对抗时，使用了“矛盾是普遍的存在着”的说法。到写作《矛盾论》时，毛泽东才进一步抽象出了这个科学概念，并作出了关于矛盾普遍性两重含义的新概括，这就发展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思想。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五种情形，是在对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论述加以系统化，并结合中国革命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运动的情况展开地加以阐述和概括之后，形成的新思想。《矛盾论》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诸种情况的精辟分析，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中最富有特色的创造之一。

再如，提出关于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转化的思想。《教程》在这个范畴内只是举例论述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导方面的决定作用，并且没有展开。毛泽东对这个观点写了在他对该书的整个批注中最长的一段批语（达 1200 字），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展开地作了阐发，提出了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转化、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转化的重要思想。他写道：矛盾之中，“究竟那一方是主导的呢？主要看过程发展之情况在一定条件之下来规定。资本主义社会在长时期中，资产阶级是主导方面，但到革命前夜时期及革命以后，无产阶级就转变为主导方面了”，“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的因素正在由次要地位向主要地位转变中”；矛盾的主导方面，“凭过程发展至一定阶段中，斗争双方的力量如何而定。主导与非主导是互相转变的。”这些批注把矛盾的互相转化思想贯彻到底了。《矛盾论》对这些批注思想作了科学的阐发，从而把《教程》的观点向前推进了。这个转化的思想，既在理论上发展了辩证法，同时又具有不可限量的实践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实践中都自觉地应用了这个思想。

此外，《矛盾论》中提出的关于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关系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关于同一性的两重含义以及具体的同一性与幻想的同一性的区别的思想，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的思想，等等，也都发展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观点。有的还是第一次提出的极为重要的新思想。但是，这些思想在他此前的读书批注中还没有形成，故不赘述。

综上所述，“两论”从基本方面说，是个理论创造工程。过去在“左” 的思想影响下，不承认或忽视“两论”与苏联哲学教科书之间的密切关系，对它的意义加以任意“拔高”，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如果采取虚无主义，否认或贬低“两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不是科学的态度。“两论”不应当仅仅看成是毛泽东个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实际上是中华民族对于现代世界哲学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