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虽然是由毛泽东完整地提出的，但是刘少奇对这个理论有特殊的贡献。

1951 年，刘少奇在《闰营工厂内部的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的笔记中；认为矛盾可以分为“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和“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这样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可以和解也应该调和的矛盾”，可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①在这里，刘少奇虽然不是从全社会范围内，而是就一个工厂企业来提出问题的，但是他明确地将矛盾分为两类，提出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并明确地使用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科学概念，在党的领导人中间却是前所未有的，在理论上，这一大功劳不可抹灭。

在 1957 年 2 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之后，刘少奇在宣传毛泽东的思想时，往往运用他自己的习惯表达方式。这年 4 月，他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发挥了他在 1951 年的思想，继续指出：矛盾可以分为对抗性的矛盾和非对抗性的矛盾两类，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还说：对人民内部矛盾“不采取斗争的办法而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如果是“强调斗争，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而不是“强调团结，强调统一”，使矛盾缓和，“妥协解决”，那是违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②

在这次讨论《政治经济学》时，刘少奇在 11 月 22 日，也是最后一次的发言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思想。他指出：

对抗性的矛盾，从它的根本性质来讲，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的；从它的斗争形式来讲，这种斗争形式是有的。两类矛盾，不可混淆。在讲对抗矛盾的根本性质时，不可把对抗矛盾当作非对抗矛盾，但在把对抗当作斗争形式时，非对抗的矛盾可以采取对抗的斗争形式。如夫妻打架，夫妻本来不是对抗矛盾，但可以是对抗的形式，对抗一下，然后和解。对抗性矛盾，必须采取对抗斗争来解决，但在某些时期，可以采取非对抗的形式来解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但资产阶级愿接受非对抗的斗争形式解决，矛盾解决了，对抗矛盾可以和解。

在这里，不妨将刘少奇关于两类矛盾的论述同毛泽东关于两类矛盾的论

述作一比较研究。

一方面，从宏观上说，从总的指导思想来看，两人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强调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应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解决。他们都认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之间，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

另一方面，从微观来看，就两人的立论、侧重点和表述方式而言，应当承认，是有区别的。

第一，两人所立的矛盾系统下完全一样。毛泽东是直接从政治着眼，将社会矛盾首先区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大类。这是他立论的基石。在肯定了社会矛盾的政治性质之后，再从哲学上揭示和阐述其特征，说明它们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刘少奇的论述，则更多地是先从哲学上提出问题，将社会矛盾首先区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然后将其运用到政治领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92 页、93 页、94 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302 页、308 页。

域，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分别属于哪一种性质。简单地说，毛泽东的矛盾系统的逻辑，比较多地是从政治到哲学；刘少奇的逻辑则比较多地是从哲学到政治。

第二，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论述过矛盾的对抗形式和非对抗形式问题，但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理论时，却没有强调矛盾的斗争形式问题。

从上面所引的刘少奇的讲话来看，他讲两类矛盾时，是同时强调矛盾的根本性质和矛盾的斗争形式这两个方面的。应当说，这样的分析更深了一层，有助于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因为对抗性矛盾是从根本性质而言的，并非指对抗的斗争形式；而具有对抗的斗争形式者，并不一定就是对抗性质的矛盾。强调矛盾的斗争形式这个方面，能强化将表现为对抗的矛盾作具体分析的这个意识，避免将采取了对抗形式的非对抗性矛盾误作对抗性矛盾处理。

第三，在论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时，毛泽东爱使用“民主方法” 的说法；在讲“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时，往往是将“批评或者斗争”同时并用的，即认为在人民内部也可采用在“批评”这个等级上或“批评”的意义上的“斗争”的方法。刘少奇则不同。他爱用“和解”、“妥协”、“调和”等说法来表述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方法。他讲的“团结——批评—

—团结”的公式里往往是不包括斗争的，并且是相对立使用的“他认为“斗争”的方法只适用敌我矛盾，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用“斗争”方法，违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

实践证明，在政治上把“批评”和“斗争”加以区分有利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整人的人正是钻了将“批评”与“斗争”混用的空子，在引用“团结——批评或者斗争——团结”的公式时偷梁换柱，既借“批评”的幌子搞残醋斗争，又把残酷斗争说成是所谓爱护性的“批评”，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刘少奇与毛泽东的这些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体现了刘少奇的风格。刘少奇的上述思想，可以说是对毛泽东的理论的重要补充；其中第三点还是对毛泽东的“公式”的重要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