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党的基本路线一西年不变，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如果从思想路线上说解放思想是一个法宝，那么从政治路线上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是一个法宝。当年在《论十大关系》被广泛传达之后，毛泽东同志曾说，从 1956 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

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对于 50 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个评价不算过份。当然，那条路线还是初步的，后来既没能坚持，又步入了误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它被视为新时期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前奏曲。“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那条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基本路线的提出，标志着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适合当代中国情况的路线。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南方谈话的基本指导思想。广大干部和群众为此热烈拥护南方谈话，最根本的，就是它明确指出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下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段话反映了人民的心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要动摇这条基本路线，人民不答应，已把他们唾弃。“左” 的观点，要改变这条基本路线，人民也不放心啊！一个时期，人民忧虑，就是忧虑这条基本路线能否长期坚持。南方谈话后，党中央重申坚持基本路线长期不动摇，人民吃了定心丸。

“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思想。13 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客观实际，使社会主义得到发展，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的唯一正确路线。人民希望它长期不变，小平同志也多次说过长期不变。就是在 1989 年政治风波的非常时期，他仍然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这些话稳住了国家的形象，给人民以鼓舞。但是，这个“几十年”究竟有多长？过去讲过七十年。这次南方谈话是讲一百年。为什么要一百年不变？显然，这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大约历时上百年的历史阶段。到了那时，即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比较充分显现出来，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才基本解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使我们国家走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上述奋斗目标的基本路线。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下变，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何认识，在小部分人中间不是没有不同看法的，南方谈话这样强调基本路线，更不会不引起异议。这里有各种不同情况，有的与政治态度有关系，有的纯属思想认识问题。从党员个人言，应当“允许看”。从全党来说，总的认识都要统一到南方谈话和党中央有关决议、精神上来，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一些不正确观点必须加以澄清。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不能说

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这是不同意党的基本路线的一种观点。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根源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不同分析，必然影响对基本路线的认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确立，正是基于《历史决议》对上述矛盾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的确认。一些同志不同意这是主要矛盾的论据之一是：每个社会都存在这个矛盾，它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矛盾；论据之二是：现阶段还存在阶级斗争，新的资产阶级正在或已经形成。

诚然，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是各个社会形态都存在的共同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也可视为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表现形态。但是，并不是在每个社会形态里都把社会生产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自觉地加以解决。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才有条件并且能够自觉地把它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来解决。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存在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的矛盾，但这个社会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把这个矛盾作为主要矛盾来自觉地加以解决。这两者是不能混淆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其他私有化，剥削比的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区别。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这个矛盾具有更为突出的紧迫性和尖锐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① 80 年代中期以后，小平同志又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②。我们长时期听惯了“社会主义好”，对于社会主义的总体现状不甚了了。猛一听小平同志的这些尖锐批评，曾感到刺耳。但仔细一想，又都是大实话。小平同志讲这些尖锐的话，就是因为上述主要矛盾过去没有解决好。也如小平同志说：“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① 承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坚持以发展经济为根本中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任务。

至于对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形势如何估量，《历史决议》已经作过明确的论断，即“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些年的历史发展，包括 1989 年的政治风波，都没能推翻这个结论。新的资产阶级是否正在形成，还是已经形成？这既关系到对国情的科学分析，也关系到对政治形势的正确估量，没有处于统览全局的地位，任何人都不应当妄论，更不应当轻率地宣传（在一定范围内研究是可以的）。退一步说，即使已经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是否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又上升为主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68 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04 页，《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 年 2 月—7 月）第 21 页、23 页。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 年 2 月—7 月）第 23 页。

要矛盾呢？一个阶级从形成到它与其他阶级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既要经历一个历史过程，也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条件，不可能今天形成，没有其发展的相应条件，明天就是主要矛盾。它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可以属于“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只要我们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正确地运用政策来调节，也还可以把它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不是不能做到的。当然，既然存在阶级斗争，就有一个政权得失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各级政权不是被私营资产者所控制，而是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私营资产者会在党内寻找代理人，但在现阶段只是个别现象，不应当夸大为普遍性问题。如果对这个形势不作正确的评估，片面夸大阶级斗争在党内反映的严重性，那未岂不又要陷入阶级斗争的重点在党内→党内已形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形成党内资产阶级的“怪圈”吗？这是这条思路的理论逻辑。按照这个逻辑走下去，必然会得出“文化大革命”时的一些结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错误正在于此。《历史决议》以来党的历次重要文件对现阶段上述主要矛盾的确认，是对毛泽东同志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纠正。10 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太惨重了，中华民族绝不能再重蹈覆辙。坚持对现阶段主要矛盾的正确认识不动摇，是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演的理论擎柱。

“经济建设是基础，不是中心。”这是不同意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又一种说法。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经济建设是基础，无可否认。但是这种说法认为：是基础的下一定是中心，作为中心的还有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种说法无可非议。我们承认，政治是中心，但不同时期的政治内容是不同的。在革命时期，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武装斗争；在建国以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经济建设就是政治，它不仅是基础，而且是中心。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搞经济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中心任务。小平同志讲：“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于秋大业”① 。又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育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② 小平同志把“基础”与“中心” 的关系已经说透，这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小平同志的这个思想，其实也是毛泽东同志在正确时期曾经大量论述过的思想，不仅在建国后为厂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强调过，就是在战争年代，包括抗战时期对日作战和打退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比较紧张的岁月里，他也反复指出过。1941 年 8 月，他致信主管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谢觉哉同志说：“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好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 ① 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同志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有许多的部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32 年）第 180—181 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16 页，《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213 页、

214 页。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87 页。

队、机关、学校的首长不大管经济工作，“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在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下，大多数人做工作，讲革命，除了经济与教育⋯⋯两件工作以外，究竟还有什么工作值得称为中心工作，或所谓第一位工作的呢？⋯⋯其他工作是有的，而且还有许多，但是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下会被你伤着的。”②在战争年代有时有的地方况且还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了和平时期反而下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说不通的。毛泽东同志对一些错误观点的批评，直到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深刻的。

“两个基本点不能井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第一位的、首要的，改革开放必须从属于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对基本路线的又一种诘难。如何说清楚两个基本点的关系，是不应当回避的问题。从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形成来说，四项基本原则在先，改革开放政策在后。小平同志说过：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① 。但是，两个基本点思想提出有先后，并不意味着先提出的重要，后提出的次要。一方面，小平同志固然说过：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②；另方面，小平同志也反复强调：“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如果我们走回头路，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状态”③ 。在这种情况下，四项基本原则能坚持得住吗？结果也“将成为空话”。“四人帮”的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发昏的胡话，不仅严重扭曲和糟蹋了社会主义，而且实际上与 800 年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没有两样，或者说是程朱理学的逻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运用。中国共产党人不需要这种“社会主义新理学”，它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科学理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因此，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就其重要性而言，丝毫不亚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不存在从属关系。两者互相依存，不可分离。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改革开放的前提，那末坚持改革开放则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并且是在新的历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565—566 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51 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65 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什会主义》（增订本）第 126 页，《邓小平文选》（1975— 1982 年）第 150 页。

③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40 页，《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 年 2 月—7 月）第 16 页，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补会主义》（增订本）第 16 页。

史条件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必须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使四项基本原则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两个基本点也不存在哪个第一、哪个第二的关系。就序位排号来说，无疑有第一、第二之分，但这不是等次的第一、第二。若就小平同志对基本路线最早的表述而言，实际上是先讲改革开放的。他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①。次序的先后与地位的轻重是两个问题。

两个基本点不仅有外在的“互相依存”关系，还有内在的“互相贯通” 关系。就四项基本原则说，它既制约了四个现代化的性质，也规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小平同志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可否认，“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②。从理论上讲，提出“两种改革观”是这条思路的发展，对于坚持改革开政的社会主义方向具有积极意义。问题在于，对于“两种改革观”如何作出实际的界定。哪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观？哪是资本主义的改革观？这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它与改革开放中对姓“资”姓“社” 问题的认识联在一起了。对改革开放中的姓“资”姓“社”的判断错了，对“两种改革观”的联系实际的分析很难不发生偏差。因此，对于这个问题要持严肃慎重态度，既不能否定这个理论认识的积极意义，也不能忽视把社会主义改革观当作资本主义改革观加以批判引起的不良影响。就改革开放政策言，如十三大指出的（小平同志说过，对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动），“它赋予四项基本原则以新的时代内容”①。既使人们对四项基本原则有新的理解，也使四项基本原则通过改革开放的实践有新的发展，从而使四项基乍原则具有的巨大的潜在的优越性在实践中能够被充分地发挥出来，四项基本原则对人民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将会随着改革开放精神的贯通而不断增强。

两个基本点的这种互相依存、互相贯通的关系，说明既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歪置起来。当然，在实际工作中，或由于形势的影响，或由于贯彻执行中出现偏差，比如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这不是两个基本点本身的问题），可能在一个时期要侧重强调某一个基本点，过一个时期又可能偏重宣传另一个基本点，以纠正某种缺点，克服某种失误（但亦不能搞片面性，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宣传重点和日常工作重点的变化问题，不影响两个基本点固有的同等地位。所谓两个基本点的“重点论”，仅是就此种情况而言的。这里的“重点”是能互相转化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要把两个基本点中的某一点长期固为重点，那就不是辩证法。

“经济建设是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是中心”。这是近两年来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乍听起来，”两个中心论”似乎是使党的基本路线更加完善。实则不然。对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要不要抵御和反对？要！强调反和平演

①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37 年 2 月—7 月）第 40 页。

②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98—99 页、117 页。

① 《十三大以来》（上）第 15 页。

变的重要性，不放松警惕，也没错。但是要把它提高到”中心”的位置就不对了。正如对阶阶斗争的认识一样，它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因此要重视，但是不能搞“阶级斗争为纲”。“反和平演变中心论”，实际上没有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误区。“经济建设中心论”与“反和平演变中心论” 是两条不同的思路，不可能并列共存。提出“反和平演变中心论”，只能削弱、损害甚至否定“经济建设中心论”。

前两年,人们对毛泽东同志的“反和平演变”思想谈论较多，其中不乏正确阐释的论著。但个少宣传有一定片面性。我们知道，在 50 年代中期，杜勒斯作为西方帝闰主义的总代表。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提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后，毛泽东同志迅速作出反应，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这个大视角来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并为之制定对策，是很有远见的，不愧为有深邃战略眼光的无产阶级的伟大战略家、思想家。对这一功绩应予以充分肯定。一个时期对这个问题淡忘了，是一个教训。但是，毛泽东同志的“反和平演变”论也不是没有局限和缺陷的。第一，毛泽东同志明确地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是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以后。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毛泽东同志把庐山会议上的不同意见看作是“帝修反大合唱”在党内的反映。随后他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不能说与庐山会议这一特定历史背景没有关系。以后反和平演变思想的发展又与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后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了，直至构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体系的一项内容，第二，毛泽东同志把开展“文化大革命”作为防止我国发生和平演变的根本途径，已被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能在防反和平演变方面取得有效的成果（这个问题不可能通过不断地发动政治运动来解决），而且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这就说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对于毛泽东同志在 5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中期的“反和平演变”论应当作具体分析。近几年来，小平同志重提反和平演变的问题，包括这次南方谈话在内，都不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根据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新情况，把它置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之下来加以论述。现在我们党进行的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一不再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它作为“中心”来对待；二不再搞群众性的宣传运动，而是分内外、有层次地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区别地进行。这都吸收了过去的教训，是个很大的进步。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通过大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防止和反对不了和平演变；重新闭关锁国，停止改革开放也不行。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至少一百年下动摇，这才是真正防止和反对和平演变的根本正确的路线。

这样看待毛泽东同志的“反和平演变”论，是否“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呢？不是的。无论肯定与否定，都有具体的内涵。说毛泽东同志有深邃的战略眼光，这个肯定是具体的。比如，鉴于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以后几代身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努力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这既是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也关系到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个积极的思想，指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

有份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这段话太重要了，是小平同志反和平演变思想的集中体现。说他继承了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小平同志也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来考虑问题的。这与毛泽东同志是一个思路。并且，小平同志讲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连语言都像毛泽东同志的。历史经验证明，再好的政治路线都要靠干部去落实，没有贯彻执行这条路线的忠诚、能干的干部，一切都将落空。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无论从长治久安来说，还是从落实南方讲话而言，这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说南方谈话在这方面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小平同志提出的培养接班人的上述“四化” 标准优于毛泽东同志选拔干部的思路，更为开阔、全面，有利于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当然，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上，我们党有深刻的教训。几十年来，这个问题没解决好，主要原因是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干部选拔和考察制度，没有摸索出有利于“四个化”人才涌现的竞争机制。小平同志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的高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科举制维持了封建社会上千年，政务官、公务员制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上百年，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就找不到一个好的人才制度、干部制度，使之长治久安？在这方面，也应当像小平同志说的，要敢于解放思想，“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前已指出，南方谈话的大思路渊源于毛泽东同志。其实，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长期不变这种表述方式也是源于毛泽东同志的。在 60 年代初，为了恢复农业生产，经过广泛调查研究之后，毛主席决定坚持纠正一些“左”的农村政策，如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允许种自留地等 30 年不变。后来“左”的思想重新发展，这些政策没能完全坚持。但是，毛主席的这个思想是好的。在南方谈话中，小平同志把毛泽东同志对一个方面具体政策的长期不变的思想，扩大和上升到了对总政策和基本路线的长期不变。这不能不说是既有继承又有创造。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对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应当是“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是，又如小平同志强调的：“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