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活动与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它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革命实践，离不开对于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就它的形成和发展来说也是这样，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前所述，毛泽东同志进行的调查研究与马克思进行的调查研究毕竟又有不同的一面。这种不同不仅表现于，在马克思那里，调查研究主要是个人用于进行理论创造，毛泽东同志则把调查研究进一步用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工作，倡导全党进行调查研究；而且在于马克思主要是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和统计材料之类进行研究来形成革命理论，如列宁所说的，“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②。就毛泽东同志开辟中国自己的道路这方面的理论来看，则主要是通过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亲自调查，即社会调查而形成起来的。因为在中国，如他本人所说，没有“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①。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他的关于中国革命理论的形成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关于农民问题。**在马列著作里，对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和在夺取政权后要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等问题，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但是，在中国这样以农民人口为主体的国家里，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应当怎样充分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意义呢？怎样具体分析农村各个阶级和不同阶层农民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从而确定革命的依靠力量、团结力量和打击对象呢？这就不仅需要深入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和关于中国农民的各种文献资料，更需要对中国农民的实际状况进行深入的调查。毛泽东同志出身农民家庭，长在农村，对农民问题有着特殊的敏感性。他在 15 岁阅读中国的文史书籍时，就发现书里没有写种田的农民。在他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即使在开始从事工人运动的时候，也没有忽视对于农民问题的关注，没有问断对于农民问题的实际调查。1925 年他回家乡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对农民问题进行专门研究，了解到农村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发现贫苦农民“非常富有战斗性”②。1926 年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期间，不仅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还把学员按不同省籍，组成各省农民问题研究会，提出租率、利率、工价、田赋、主佃关系、厘金杂税、农产价格、抗租减租、抗粮情况、地主之来源、直至民歌、成语等等 36 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研究各省农村的阶级斗争情况和农民运动情况。他还组织学员到广东海丰、韶关等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并把学员们写的调查材料加以编选，收集在他所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农民问题的历史文献——《农民问题丛刊》之中。他在《丛刊》序言中说：这些调查“所述只属大略”，“我们应当拿了这一

① 《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17 页。

② 《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9 页。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17 页。

② 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35 页。

点大略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调查来”①。

1926 年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主管农民运动后，更是把精力倾注于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当蓬勃高涨的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民运动遭到同民党右派势力的污蔑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责难后，他毅然回到湖南走访了 5 个

县，做了 32 天的实际考察，成为中国共产党内当时唯一全面调查过农民运动真实情况的领导人。通过实地调查，他深深地感受到了农民革命兴起的必然性和正确性。同时也认识到了党中央指导思想上的错误。他在 1927 年 2 月

16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备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完全不同，始发现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在8 月 7 日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中也说：“当我未到长沙之先，对党完全站在地主方面的决议无由反对，及到长沙后仍无法答复此问题。直到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才完全改变了我的态度。”又说：“广大的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这次调查，不仅对他形成关于农民革命的理论，而且对他一生的实践和理论活动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同志不是第一个研究农民问题的，但是由于他对农民问题进行了这样长期的实际调查和研究，对于农民革命斗争有这样深切的了解和感受，因而在他当时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能够最鲜明地论述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右倾危险。他根据正在蓬勃高涨的农民运动需要加强领导的客观情况，针对党内出现的放弃资产阶级对农民革命运动领导的错误倾向，明确地指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迎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间题下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下会拥护这个革命。” 但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却不怖得这一点。他们不明白“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不明白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统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毛泽东同志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封建地主阶级，乃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惟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然面要动摇这个基础，“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①。在这些著作里，毛泽东同志不是一般地承认农民运动的重要性，而是通过分析中国农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得出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结论；不是宠统地把不同阶层的农民看作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而是通过各阶层农民进行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应当以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为基础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不是抽象他说明农民革命斗争的重大作用，而是着重从推翻反动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中论述中国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对农民的领导权思想，奠定了中国

① 《农民运动》第 8 期，1926 年 9 月 21 日。

① 《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第 8 期，1926 年 9 月 21 日。

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基础。

**（二）关于工农武装割据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都是通过组织城市工人发动武装起义来夺取政权的。在革命导师的著作中也找不到其他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同样是首先集中主要精力开展城市工人运动。北伐战争开始后，党才比较多地注重农民运动。然而，这时并没有明确要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党组织武装的反抗，先后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揭开了独立领寻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辉篇章，但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还是把革命重心放在城市而不是农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革命实践提出来的，也是全党所进行的伟大探索。就毛泽东同志来说，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首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又不能不归功于他在革命实践中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的注重。八七会议后，他在回长沙领导秋收起义的途中，曾翻山越岭，过平江，到修水一带调查访问，了解当地农民和党组织的情况，为发动秋收起义准备了第一手材料。在部署秋收起义的安源张家湾军事会议上，他了解到井冈山地区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地方武装，便对那里的情况发生浓厚兴趣。这些情况帮助他在沏阳文家市决定秋收起义部队的去向时，正确地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指出：大城市不是我们立脚的地方，我们要找一个群众基础好，地势条件好，几万敌人也无奈我何的地方。到达宁冈后，经过分兵转战湘东、湘南，以及对湘赣边区各处的实地调查和比较，认为井冈山地势复杂险恶，周旋余地大，敌人统治力量弱，再加上有群众基础和地方“党的组织，实行武装割据是有条件的。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谈到这个情况说：”广东北部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都属罗霄山脉区域。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①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要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怎样打游击？书本上没有，外国经验没有。北伐战争也是正规战。只有在实践斗争中学，通过调查研究来学。上井冈山之后，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在王佐、袁文才那里了解到井冈山过去有个“山大王” 叫朱聋子，地主武装围剿他几十年，也没有打垮他。他所以站住脚，只有一条经验：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这个故事给他们很大启发，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可以把朱聋子的办法改一下，不但要会打仗，还要会打圈。在战争实践中，红军战士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地创造了开展游击战的许多战术。例如，著名的“十六字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等。这些战术远远超过了朱聋子的“打圈”战术。毛泽东同志把这些战术加以总结，并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从而形成了关于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完整理论。

**（三）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在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的主张。八七会议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如何革法？没有形成结论。在外国，只有苏联实行过，这就是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国有，消灭地主富农。共产国际代表主张中国也实行土地国有。“左”倾错误领导不问中国的具体国情，教条主义地生搬外国经验，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9 页。

全归组织成的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①。毛泽东同志关于土地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开始并不是十分明确的，但是通过不断的调查研究，使错误的认识不断得到纠正，最后日趋完善。

在八七会议后的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曾经表示过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的意见，但是两天以后，在致中央的信中也提出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自耕农在内，归之公有”的主张。上井冈山后，土地政策成为十分尖锐的现实问题。为了制定具体的土地政策，毛泽东同志上山不久就进行了永新调查和宁冈调查。通过这两个调查，初步地了解到了湘赣边界的阶级关系和土地占有情况。他在 1928 年 11 月给中央的报告总结一年来土地斗争的经验认为，按照中央的规定，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虽然能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但是对于中间阶级的打击“过重”了；他们反叛革命，依附豪绅阶级，使贫农陷于孤立，于革命斗争不利。毛泽东同志说，”此问题实在严重得很”。鉴于这种情况，他提出可以考虑“向臼耕农让步问题”，但由于没有讨论研究，“此间仍照中央办法执行”①。一个月后发布的井冈山

《土地法》，就是根据中央办法规定了“没收一切土地”的条文。1929 年初，党的“六大”决议传达三井冈山，同时根据闽西调查和兴国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改变了上述规定。这年 4 月颁布的兴国县《土地法》，明确指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同年 7 月，毛泽东同志为了帮助开好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率领红四军前委派来的同志向代表们就土地政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调查。在他的指导下，这次代表大会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下没收”；对富衣“不没收其田地”，也“不派款”，争取“中立”；对小地主“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它过分打击”，并肯定了以原耕为基础，抽多补少的分配土地办法和实行给地主及其家属以生活出路政策②。这些规定大大地限制了没收范围，缩小波及面，减少了土地分配斗争中的阻力。井冈山、兴国县的两个《土地法》和闽西的土地政策，在实践中为正确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表明了党对于土地问题认识的发展过程。

寻鸟调查和兴国调查是毛泽东同志发展土地革命政策的两个十分重要的调查。这两个调查内容丰富，解决的问题也较多。首先是关于工商业问题。当时有的地区还有“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的“左”的影响，对中小商人和工商业兼地主的工商业部分实行没收政策，党对于工商业问题也未做过认真的调查。毛泽东同志说：“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即使能规定某些正确的原则，也“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③。因此，他在 1930 年 5 月“下大力”进行了寻乌调查，系统地了解了这个地区的商业、手工业、旧有土地关系和土地斗争的情况，写下了 8 万多字的调查材料。其中“寻乌

的商业”一章，长达 3 万余字，是他进行城镇调查唯一系统的材料。这次调查使他了解了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的剧烈情况。这次调查之后，保护工商业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其次，关于富农问题，

① 1927 年 11 月的《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0 页、71 页。

② 见中共闽西一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

③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56 页。

这是土地政策中影响较大的一个问题，在政策的制定上，党既有一个认识过程，也有一个变化过程。“左”的或有的错误倾向，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明显表现。寻乌调查之前，对待富农只规定抽多补少的原则已反映出缺点。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同志认为富农在抽多补少时只拿坏田，不抽好田，这种“肥瘦分配的斗争”，既是“富农与贫农的斗争”，也是“土地斗争的中心”问题，于是决定“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①。这项原则进一步限制了富农，有利于贫农，正确地引导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展开。寻乌调查尽管还没有把富农与地主、富农与富裕中农严格区别开来，也不可能不受共产国际根据苏联经验提出的“加紧反对富农”的指示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对富农的政策还是比较适当的。1931 年王明路线贯彻到中央苏区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被扣上了“富农路线”的帽子。他们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从肉体上消灭地主，从经济上消灭富农，使土地革命斗争出现了较大的反复。1933 年的查田运动，也不可能没有“左”的指导思想，但毛泽东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尽力对“左”的倾向加以限制。他深入调查研究搞试点，根据土地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削弱富农”的政策。他说：富农与地主有区别，宫农是半封建剥削者，“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为了巩固地联合中农、不侵犯中衣的利益，首次提出了“富裕中衣”的概念，以稳定富农与中农交界的那一层人，使他们“脱离地主富农的影响，团结在贫农周围，一致向地主作斗争”①。接着在 10 月颁布的《关于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又规定了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具体标准，以及从剥削时间和剥削分量上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数量界限。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左”的错误的发展。第三，在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中，毛泽东同志还深入地了解了农村的剥削状况。在寻乌地区，地租剥削、高利剥削和税捐剥削的方式竟达 20 多种。毛泽东同志说，他历来疑心书上记载的“卖妻鬻子”的话，这回特别过细地作了调查，结果几个村子确有其事，说明“旧的社会关系，就是吃人关系。”在兴国调查中，继续了解农村的剥削状况，以及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通过这些调查了解，使他逐渐形成了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关系的基本概念：一方面，地主、富农以百分之六的人口占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另方面，贫农和中农以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仅占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因此得出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的”②。

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还作了一系列土地问题调查，使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在原耕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一套没收和分配土地的正确办法不断完善起来。在调查中，他发现到处存在的“荒田现象”与土地所有权不明确有关，提出：过去分好了的田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这就彻底纠正了“土地国有”的规定。1932 年。他根据长期土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对于农村的各个阶级、阶层划分的标准作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174 页、22 页。

① 1933 年 6 月 14 日在八县查田运动大会上的报告，见 1933 年 10 月《斗争》第 32 期。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153 页、26 页。

了明确的政策规定，解决了党长期没有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这样，经过前后六七年的调查研究，按照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说法，才算认识了中国农村。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为党制定了一条基本上适合我国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即依靠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后党的政策虽经几次变化，但基本上没有离开这条基本的路线。

**（四）关于根据地建设。**这是工农武装割据之后出现的新问题，也是与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军相区别的一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革命战争十分熟悉，深知建设根据地的重要。他率领部队上井冈山的时候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他还让部队讨论，王佐、袁文才的武装在井冈山能够长期存在，我们有党，有革命武装，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为什么不能存在呢，军阀能割据、为什么我们不能割据？①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就要有根据地作为依托。怎样建设根据地呢？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毛泽东同志在进行实际调查时，也把根据地建设问题列为重要内容。

根据地建设，首先是政权建设。在井冈山调查时期，毛泽东同志发现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中没有解决好民主政治的问题。各级革命政权建立了，但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和宣传教育的缺乏，还不习惯使用民主权利。一方面，执行机关代行权力机关的职权，工农兵政府权力独揽，由群众选举产生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形同虚设；另方面，党组织包办政府工作，直接发号施令，把政府机关搁在一边。根据这种情况，他提出了要把民主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来建设的思想，指出要加强“民主集中主义的制度”，“使群众了解它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党的领导要避免“国民党直接向政府下命令的错误办法”②。到了中央苏区，他也很重视苏维埃政权的民主政治建设。特别是在受到了“左”倾错误领导的排挤之后，他的工作上要在苏维埃政府方面，使他比过去有更多的时间研究政权建设问题。通过一系列社会调查，特别是兴国长冈乡调查和上杭才溪乡调查，他认为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是解决政府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除了工作方法外，有些人还不懂得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区别。因此，他在《今年的选举》、《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乡苏怎样工作？》等文章中，强调苏维埃政权的性质是群众自己建设和管理自己生活的工具；苏维埃政权的宗旨是，“应该朝着最能够接近广大群众，最能够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最能够动员群众执行苏维埃任务，并且能够争取任务完成的速度，使苏维埃工作与革命战争群众生活的需要完全配合起来”①；苏维埃政权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与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既要用全力去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用极大的耐心去说服群众，又要用尽一切努力解决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地改良群众生活。这就是说，苏维埃政权应当既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又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他认为，尽管苏维埃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但是，如果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不注意群众的一切实际生活问题，那么，扩大红军，动员支前等工作都是搞不好的；长冈乡、才溪乡的工作人员所以“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

① 谭震林：《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红旗》1978 年第 12 期。

② 《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72 页、73 页。

① 1934 年 4 月 10 日的《乡苏怎样工作？》。

就是因为他们懂得苏维埃政权的任务，创造了一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成功的工作经验，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最具体最实际地解决群众中的每一个困难”②，使群众认识到苏维埃政府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同他们呼吸相通的。因此，他提出，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应当向长冈乡、才溪乡学习，真心实意地去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从组织犁牛合作社到老婆生孩子，都要关心。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从而形成为任何力量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①。

根据地建设，除了政权建设外，还包括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多方面的任务。在中央苏区，为了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同志除进行长冈乡、才溪乡调查外，还利用养病休息期间在长汀和瑞金等地进行了调查。《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等文章，就是在这些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通过这些调查，他着重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对这个问题，当时有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在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等战争胜利了，有了和平环境再搞；也有的把经济建设看成一切任务的中心，忽视了革命战争的环境。毛泽东同志认为，把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对立起来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在调查中了解到的许多生动事例表明，在革命战争的环境下，进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既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又能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因此，他提出：“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②二是三种经济成份的关系。根据地的国民经济当时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三方面组成。国营经济力量较小，合作社经济在不断发展，私人经济占绝对优势。毛泽东同志认为，这个情况不可能迅速改变，提出苏维埃政权对于这三种经济成份采取的方针，应当是：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他说：“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①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这些经济政策，不仅指导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也成了以后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党领导的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为把根据地建设成为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坚强的前进阵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同志基于社会实际的调查研究提出的上述理论思想，当然不能囊括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全部理论，但是，不难看出，上述的理论思想在他的民主革命时期的理论思想中占有显著重要的地位。当时提出的这些理论思想还有待于后来丰富发展、系统总结和进一步理论概括，但是却已经构成了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的基本内容。这些理论思想创造性解决了主要群众是农民、主要任务是土地革命。主要斗争方式是工农武装割据这样一些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323 页。

①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38—139 页。

②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30 页。

① 《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133 页。

为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