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新认识

建国以后，党中央很注重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1956 年 4 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1957 年 2 月毛泽东的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都对我国的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做过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主要有：

**（一）关于反对官僚资本。**这是毛泽东在 1948 年 4 月发表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内容提出来的。反对官僚资本，在政治上是推翻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在经济上是没收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它们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到 1949 年底，我国基本上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怎样认识消灭’官僚资本的性质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并下一致。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说，没收官僚资本“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主要是从它的作用上讲的。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括着两重性：一方面，反“舅僚资本主义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义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这个“两重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新中国的成立所引起的革命转变。

**（二）关于土改与合作化。**我们党的上改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从解放战争时起，在老解放区就实行了按人口平分土地的政策。对于富农，在老解放区是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在新解放区土改时曾改为中立富农的政策，即要保存富农经济。但由于旧中国的富农经济不发达，其人数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耕地约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在《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不受侵犯的同时，仍规定了对少数出租大量土地的富农，应征收其出租上地的一部或全部；再加上土改刚结束就逐步发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这样，富农经济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削弱。到 1954 年，富农户数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一，在老解放区则不足百分之一。刘少奇在 1954 年 9 月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富农出租的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富农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比一般农民占有的土地只多一倍，“富农经济已大大地受到了限制”。正是基于富农经济的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谈话时多次指出：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对建国以后土改运动的新认识。在毛泽东看来消灭富农经济与消灭官僚资本起到了同样的历史作用，因而也具有二重性，这是同一个思维方式的必然逻辑。事实上党对这两者的政策有原则区别。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过程。在《关于农业合作

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都只一般地指出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特点。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时，毛泽东对这些生产组织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从个体经济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毛泽东总结的互助合作运动从低级到高级的过渡形式，虽然把合作经济发展的多样性简单化了，但是他的概括可以帮助我们对互助合作运动作历史考察时，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生产形式的特点。

**（三）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对资产阶级采用定息办法实行赎买，是我们党创造的成功经验，怎样认识实行定息以后的企业的性质？一个时朝内，在理论界有些不同看法。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一方面，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而言。一般说来，这是只剩下一个形式、一个外壳，因为资方在企业里虽有一定职务，实际上没有决定权；另方面，就国家每年还用 1.2 亿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赎买这个阶级而言，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这样的认识避免了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穹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完全混同。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改造。

在读《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认为不应当低估我国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尽管我国是个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落后国家，但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的意义却下限于我国。他说：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是不恰当的。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垄断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叫？垄断资本家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又说：拿我们有些肯份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末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毛泽东提出这个观点，并非要宣扬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因为他一贯强调马列主义应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外国朋友照搬中国经验。我们指出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也不认为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模式，而是想说明我们党的这些基本成功的经验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尽管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也应当正确地认识走过的历史道路，珍视这些来之不易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