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订本序

“说不尽的周恩来，研究不完的毛译东。”这是近年来知识界内广为流传的话。乍听起来，似不顺耳；但细一琢磨，也不无一点道理。毛泽东、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的这两位巨人，作为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璀灿群星的杰出代表，在半个世纪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有许多共同的品德和业绩为世人称羡，又有不少各自特殊的优点和长处为后代们敬仰。这两句话，既可看做是就他们的共性而发的，也可视为系就其特点而赞的。

毛泽东是研究不完的。他被称为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之一，这已不再有人怀疑。恩格斯在评论马克思的逝世时曾经说：“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①我们虽然不能把毛泽东与马克思简单类比，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尽管他晚年的思想理论有严重错误），仍然感觉到了再拥有一个具备像他那样渊博的学识和哲人智慧的思想家、理论家是多么不容易！毛泽东是值得研究的。事实上，国内外对毛泽东的研究己历时半个多世纪。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斯诺在 1937 年出版的《西行漫记》是介绍毛泽东的最早作品。

最近见到一个材料说，还在 1935 年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俄文版）

第 33—34 期合刊上，一个署名为“赫”的作者就撰文介绍了毛译东。在“赫”

的将近 7000 字的文章里，尽管对毛泽东的生平和革命经历的介绍不准确，讹误不少，但作者是把毛译东作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来宣传的，并着意刻画了他的传奇性、色彩。文章直写到毛泽东与朱德一起领导中国红军离开江西根据地开始长征进行战略转移为止。这个材料有两方面的价值：第一，它把介绍、研究、宣传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文献资料出现的时间，由 1937 年提早到了 1935 年。第二，过去研究者们总认为在 30 年代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并不欣赏毛泽东，然而从这篇文章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如果说对毛泽东生平的介绍，外国人早于中国人的话，那么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则是中国人最早驰骋的疆场。据不完全统计，从党的延安时期起，自 1940 年以来，截止 1978 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对毛泽东的思

想的宣传、学习和研究方面，约有文章 10000 余篇，著作（包括各种小册子）

1300 余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 10 多年来，经过对“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已被作为一门学问来进行科学研究了。无论就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高度与力度来看，也无论是在研究的视野与方法、效能与成果方面，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截至 1991 年底，已发表的论文达 6000

多篇，出版的专著有 300 多本。这个统计是很不完全的，因为出版发行的渠道多元化后精确统计甚为困难，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参数来了解毛泽东研究的基本状况。据笔者所知，为了迎接 1993 年的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纪念，各

地出版社从 1990 年以来都在积极组织书稿，推出宣传和研究毛泽东的各种书籍。届时，一个新的“毛泽东出版热”将像钱塘江潮一样，以汹涌澎湃之势展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就其可能产生的推动毛泽东研究的效应来说，当属可喜可贺之事。

在这本集子初版的前言中，笔者曾提出建立“毛泽东学”（简称“毛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74 页。

即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来开展研究。这个建议得到不少同道者、研究者和读者的赞同。不管这个提法合宜与否，“毛学”事实上已经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筒称《历史决议》）发表的 10 多年来，毛泽东的生平与思想、理论与实践、道德与文章、早期与晚年、正确与迷失、贡献与错误，已经被作为学问得到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请参看本书的终卷篇之一

《当代毛泽东研究概论》）。随着毛泽东 100 周年诞辰的到来，“毛学”将再次成为热门学科。

随着研究工作的全面推进，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一些研究者的一个兴奋点。研究毛泽东的晚年，这一课题既有异常的复杂性，又有鲜明的现实性。对笔耕者来说，是块很有潜力的“可耕地”。但是，要耕耘它，也有很大的难度，需要花大气力。在这里，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注重方法论的研究，也可以说有个“科学种田”的问题。如果思路对头，方法对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要求，对所研究的大小课题都作客观的、全面的、具体的、本质的分析，而不是罗列现象，剪裁历史，那么，经过一番艰辛劳作，加上“风调雨顺，天公作美”，在这块“可耕地”上是可望获得丰收的。

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决议》为根本准绳。这既是一条首要的政治原则，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论。无论是国内的政·治风波，还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回流”，都证明 1981 年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在总体上是科学的、全面的、实事求是的，周而是站得住的。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想动摇它，没能得逞，全党、全国人民都衷心拥护这个决议。我们国家、我们党所以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无疑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其中一条，也得益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对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试设想，如果 1978 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拨乱反正，继续“文革”路线，行不行？当然不行，人民不会答应。按照“文革”路线，根本就不会有中国的今天。同样，如果 1981 年的《历史决议》搞“非毛化”，像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那样，又将怎样？那也不会有中国的今天。近年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动荡、大分裂、大雪崩就是明证。仅此而言，我们也要感谢有这么一个好的《历史决议》。当然，面对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面对着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也会有对《历史决议》的评价提出异议者。作为学术问题，不同的观点、意见在一定范围内也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是，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反馈表明，《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至今仍能获得无论是研究者还是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绝大多数的认同。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几乎人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毛泽东”，而每个人心目中的“毛泽东”又都可能不会完全相同。没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是不可想象的。《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以说求得了一个“最大公约数”。获得这样一个“最大公约数”很不容易。作为理论工作者不能不从政治大局出发，十二分地珍惜这个历史成果。因此，深入对毛泽东晚年的研究，必须坚持以《历史决议》作为根本准绳。

对充满着复杂矛盾的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在研究中尤其需要采取分析的方法。所谓“剥离”，就是分析的形象说法。提出“剥离”，其前提就是承认正确与错误处于交织并存状态。从理论上说，任何一个人的思想都可能有

这种情况，既没有 100％的正确，也没有 100％的错误。但是就其对现实的政治关系发生的影响而言，并不是每个人都处于这种状态之中。毛泽东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前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自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他的思想才明显地表现出两种发展趋向，即正确的思想指导与错误的思想指导互相交织着向前发展，此起彼伏。这就构成了“文革”前 10 年间他的思想由正确走向错误，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错误纠正以后又在阶级斗争方面犯错误的发展曲线。怎样把正确的思想与错误的思想加以区别，这就需要分析和“剥离”。在“文革”时期，毛泽东的错误的思想占居主导地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其主要的思想理论，但也不能说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就没有一点正确的思想。事实上，在这 10 年间还是有不少正确的或积极的、有价值的思想的，有的甚至还被包裹或镶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之中，当然也有游离在这个理论体系之外的。这就更需要进行审慎的分析或“剥离”，不能在否定“文化大革命”时把毛泽东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也否定掉，不能在抛弃错误的理论体系时把包裹着的合理内核因素也扔掉。

应当指出，“剥离”也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剥离”本身就是一个分析的过程。对经过“剥离”之后取得的合理的内核因素也还要继续进行分析，甚至改造，才能使其发挥作用。比如，现在人们谈论较多的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就属这种情况。西方国家提出“和平解放”、“和平演变”问题稍早一些。毛泽东比较明确地提出反“和平演变”问题则是在 1959 年的庐山会议之后不久。虽然毛泽东主要是针对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出现的反苏反共逆流，从世界范围内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这个大背景、大视角来思考问题的，但也不能说这与对庐山会议错误开展的党内斗争的认识没有一点关系。当时，毛泽东是把庐山会议的斗争看成“帝、修、反大合唱” 在党内的反映的。从反“和平演变”思想的发展来看，它后来又与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逐渐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了，以致到发动“文革”之后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体系的一个内容

（这就是当时特指的“反修防修”等）。但是，从毛泽东提出问题的背景和他始终关注世界形势格局的变化及思考问题的视野来看，它又不完全属于这个理论体系之中的内容。因此，一方面，要说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思想完全不属于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这不符合历史实际；另方面，把反“和平演变”思想简单地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体系等而视之，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思想实际。还要看到，一方面，毛泽东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提出反“和平演变”的思想，充分显示了他那深邃的战略眼光，无疑是个伟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把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为开展反“和平演变”斗争的方法，作为防止我国发生“和平演变” 的根本途径，这已被历史证明是不成功的。这就说明，毛泽东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近几年来，邓小平同志重提反“和平演变”问题，并不是简单地把毛泽东的思想拿过来加以宣传，而是根据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结合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新情况，把它置于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之下来加以审视，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一项重要内容和一个重要国策。现在，我们党进行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不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重复过去那些不正确的作法，而是更加坚定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把这看成是真正

能够防止“和平演变”的根本路线。

在毛泽东晚年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他的一些思想观点是正确的，但是概括这些思想的历史根据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例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源于毛泽东 1963 年 5 月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时加写的一段话。“前十条”贯彻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的决定，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是一个要在农村开展大规模阶级斗争的文件，无疑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错误的指导思想。但是，毛泽东加写的这段话却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在某些方面发展了《实践论》的观点。这种矛盾现象怎么解释呢？既不能因为他概括这些思想的直接根据是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否定这些思想的理论价值；也不能因为这些哲学理论是正确的，就认为当时作概括的历史根据也是正确的。这就要求我们进行具体的历史的考察。不仅是毛译东，在古今中外的一些其他思想家那里，也不乏这种矛盾现象，因此作结论不能简单化。人类思想史的发展告诉我们，一个理论的概括，一个思想的产生，往往不是即兴之作，不是根据某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而来的；而多半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孕育，到了某个时候，通过某件具体事情被引发出来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的有些思想早在抗战时期就萌生了。在 1939 年 9 月关于动员延安军民开展生产运动的一次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当还没有生产的时候我们做好了计划，提出了口号，但这还只是思想，不是现实的东西，只能想象和思考，而不能手触和目视，就是说，它还只是精神而非物质。现在呢？现在已经变成一粒粒的小米、黄米，一个个的西瓜、南瓜，还有蜜甜的梨子、血红的西红柿；现在不仅手可以接，眼可以见，而且嘴可以吃了。“这就告诉我们，一种思想，只要是有根据的，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就可以变成物质。”在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党的正确路线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是外国送来的？不是。它是从中国的土地上长出来的。到了 1956 年 2 月，毛泽东找国务院工业部门负责人进行经济问题调查时，再次指出：思想是可以变成物质的。设计变成房子，从物质来，又还原到物质中去。1963 年 5 月，即在修改“前十条” 期间，毛泽东讲哲学的兴致很高。他在当月的杭州会议上有一段讲哲学的长篇谈话，其中心就是继续讲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问题。他说：说精神不能变物质，不对；人民大会堂还不是由工程师、工人变成的。物质变为精神，精神变为物质，如此反复，日常生活中就是这样变来变去的。可以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的内容，不仅是概括发挥了这次会议的讲话以及另外一些讲话的精神，而且可以说是自 1939 年以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长期思考的积淀的结晶。理论的根往往是又深又长的，它不单纯是某个时期某个实践的升华。它既可以是对长时期的大量实践经验的积累的反思，也可以是其自身相对独立发展的逻辑的必然结果。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篇文章的主要思想视为根据 60 年代初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实践而提出的。

真理与错误有时只有一步之隔。1957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译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变化就是没有把握好这“一步”而进入误区的。同样，现在分析毛泽东思想观点的变化，如果不把握住这“一步”之别，也会混淆其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界限。前些年有一种说法，认为《关于正确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这部著作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源头”。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就是误解了《正处》的基本观点，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正处》中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看成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作为其前提的。《正处》虽然没有沿用党的八大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表述，但是它关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与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因此，不能说《正处》否定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诚然，在《正处》修改过程中加写了关于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等论断，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时的毛泽东已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因为关于长期性、曲折性和有时呈现激烈性的说法，只是一种对阶级斗争的状况的描述，并非性质的判断。承认阶级斗争的这几“性”，并不就意味着承认它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时也可以表现出这些特点。近两年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为清楚。事实上，毛泽东改变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提出两个阶级的斗争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在《正处》发表 3 个月之后的 1957 年 10 月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从《正处》发表到八届

三中全会的这 3 个月，是毛泽东的思想急剧变化的 3 个月。就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来说，这是毛译东由获得了基本正确的认识继续向前跨越，超过了真理所允许的界限而陷入误区的关键时期。当然，毛泽东本人不可能对此加以区分，我们党也是在历史前进了几乎 1/4 个世纪之后总结历史教训时才认识到这一点的。我们要遵循《历史决议》，努力弄清这个关键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变化轨迹，才不致混淆毛泽东由正确走向错误的思想路程。

以上强调将毛泽东晚年的正确与错误加以区别，不单纯是为了更多地发掘、肯定其积极方面的价值。主要是体现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其实，就是对于其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也有一个辩证的否定态度问题。否定毛译东晚年的错误，绝不能简单地视为“倒垃圾”、“泼污水”，何况对“垃圾”、“污水”还有一个再处理，变废为宝的问题。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是在探索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没有找到正确实现的方法而发生的。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来看待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而也要看到它的间接的受益性的一面。例如，第一，它至少告诉我们，“走了岔道”。离开基本正确的轨道走了 10 年“岔道”，付出的代价够沉重的了。此路不通，不能再走。否则，就是无视历史的惩罚，拿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的幸福开玩笑，这就受了益。第二，具有物极必反效应。“不撞南墙不回头”，只有跌了大跤、吃了大亏，才能对错误有深刻的反省，认真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人们常说，“没有‘文革’，就没有改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这也就是错误的反面“贡献”。所谓“错误是正确的先导”的实际含义也就在这里。采取积极的、理性的态度（而不是任何情绪化的宣泄），来分析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实际上对属于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错误都应如此），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都将受益匪浅。

历史是以滚动方式曲折前进的。一个时期，历史的这一个侧面被突出出

来；但过一个时期，历史的另一个侧面可能直面行进在历史道路上的人们。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的认识，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强调的侧面和重点都会因时、因地、因情况和条件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认识不能不受历史的制约和影响。因此，一时的强调某个侧面，就不能脱离对该事物的总体的认识；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某个侧面的突出，就不能离开对其总体的评估。否则就会顾此失彼，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也不能不分析历史前进的特点，注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研究毛译东本身不是目的。从理论方面说，研究毛泽东是为了超越毛泽东，发展毛泽东思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我们党在实践中探索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了在长时期内必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使国家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东欧、苏联剧变后，我们国家没有发生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归根结底，是由于这 10 多年来的路线正确，尽管在某些政策上和许多工作中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失误，甚至有很不尽如人意的腐败现象，但是从总体上看，从主流看，路子是走对了。这是很不容易的。错误的必须努力纠正，正确的必须坚持。没有这两年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变化，对我们的路线的正确性的认识不会有那么深切。有了这两年变化形成的巨大反差的比较，使人们一方面更加清醒地看到了面临的形势的产峻性，同时也更加坚信“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提高了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这条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我们党探索出来的这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追根溯源，最早还是毛泽东在 50 年代中期曾经努力开辟的，但是他没有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趋向，并根据新时期的具体情况，大大地发展了毛译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党超越了毛泽东。

同时，这 10 多年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本身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人

们经常议论的，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已由近变为远了，从 30 年代到 70 年代讲得较多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已从历史的日程表上不断后移了；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在人们的认识中不仅由短变长（因为仅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其成熟阶段更无法预测），而且其所要实现的日标由高变低了。如由不承认商品经济到只在狭小范围内承认商品经济（主要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交换），再到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由只承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公有制形式，到承认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包括承认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等；由只承认《哥达纲领批判》阐述的按劳分配原则，到同时承认非按劳分配原则存在的必要，等等。这些观念的变化，不是任何人一定要人为地、主观地强加于现实社会的，而是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自身提出来的。社会主义的观念发生这样大的变化，也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始料不及的。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面对活生生的现实。仅此而言，改革开放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从理论到实践，确实经历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些观念的变化，以及相应而来的政策的变化，从形式上看，好像是一种后退（如与共产主义的日标似乎越来越远了），而实质上却是真正的前进。从生产力标准是衡量路线和政策正确与否的最高标准的角度来看，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都说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和雄厚了。

这 10 多年来，就观念的变化和政策的调整所表现的历史的重大转折而言，与党史上由内战时期到抗战时期的转变有某些（而不，是全部）相似之处。当然，历史不可能完全重复，任何比较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作这一历史的比较旨在说明，当年的毛泽东正是在历史性的转换关头，高瞻远瞩，以深刻的政治洞察力和理论分析力，总结党的丰富的实践斗争经验，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和《新民主主义论》等巨著。今天，我们党也需要有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的历史性巨大变化及其经验教训的理论巨著，需要有新的《实践论》、《矛盾论》，需要有像《新民主主义论》那样的巨著。这是时代的呼唤，是党和人民的期望。我们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一个巨大的理论责任感就是，为全党共同努力来实现这一任务而作出应有的奉献。

这本集子再版，增加了几篇文章。有的是前些年写的，有的是近几年的新作。另外，凡书中引用的《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均以 1991 年的第 2

版为准。全书 20 多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笔者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的一些粗知浅见，甚至也难免有愚知陋见，欢迎广大同道和读者不吝赐教。如果说本书的初版是献给培育我们这一代人成长的亲爱的党 70 周年生日的礼物的话，那末再版增订本则是献给传播我们以马克思

主义真理的伟大的先驱者之一——敬爱的导师毛泽东同志 100 周年诞辰的一份微薄的纪念品。

写于 1992 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