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正确对待毛译东在读《败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的“左”倾观点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中”“左”的倾向不断发展。1958 年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1959 年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就是这个时朗“左”倾错误的集中表现。1958 年底到 1959 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和党中央虽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一则没有认识到这是指导方针的根本错误；二则庐山会议又中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方向，因而在 1959 年底到 1960 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的谈话还有许多“左”的观点。例如，在政治方面，认为什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等等。这些问题已有历史结论，不必赘述。在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些“左”倾观点。

**（一）关于“穷是动力”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我门国家一为“穷”，二为“白”，“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这是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的。“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这句活被引向极端，变成了“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在 1958 年 11 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以为农民会富得很快，当收入超过工人后，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就很困难，因而主张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广大农民并不富，不存在农民收入会很快超过工人的趋势。有的地区宣传二年、四年过渡，是刮的浮夸风。从理论上说，趁穷之势过渡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仍然是否认差别、怕富了不革命，因而想让穷队、穷社去共富队、富社的产，尽管当时也在实际工作中大力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一方面提出要划清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另方面也肯定了这种观点。这也说明了那时纠正“左”的错误的不彻底性，不是在指导思想上进行根本的纠正。当时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毛泽东很欣赏这句活，说： “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后来所讲的“富变修”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这种错误，才产生了我们党的富民政策。

**（二）关于价值规律与计划需要的关系问题。**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一方面比斯大林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但另方面仍下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把它和计划需要加以割裂和对立。例如，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为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发的，并把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斗争从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大跃进”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的问题，已由历史作了结论，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花费几十亿元、动员几

千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影响，在随后的困难时期显露出来了。这一事实正好说明，经济工作如果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多少年来，在这样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

（三）关于物质鼓励问题。《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列宁讲的物质利益原则，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要重视物质鼓励即“物质刺激”的积极作用。虽然在有些论述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从基本方面看，这里的论述是符合社会主义时期的客观要求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既讲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如承认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要注意防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等；但是，他的主导倾向却是在反对“物质刺激”，片面夸大精神鼓励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反对实行计件工资，认为计件工资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关心个人的收入；二是基本否定物质奖励制度，认为教科书说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是“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 “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还批评教科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上义建设时期的表现，在实行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奖励制的具体工作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倾向，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和不断将这些方面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完善化，再加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干预，一些错误的、消极的现象是下难克服的。但是，毛泽东的批评夸大了物质鼓励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不当时产生的消极作用，他时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基本否定态度表明，在他这个时期的思温上，实际上下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不认为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会起积极作用。无论外国的或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都己证明，这种观点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其他“左”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论列了。

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才对这些“左”倾观点有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和认识。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给党的事业带来的后果是清楚的，今后还要继续克服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要仅仅从消极方面来看待毛泽东的这些错误。同对待任何事物都要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一样，也应当以辩证的观点来对待毛泽东的失误。毛泽东本人说过：不要把错误引为单纯看作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我们对待毛泽东的失误也应当取这种态度。从实践上说，正确地总结教训，吸取前车之鉴，可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从理论上说，这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史、党的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对毛泽东的大误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对于从这个历史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这是不应当忘记的。

（写于 1986 年春，主要内容载于《毛汗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

1986 年 9 月出版，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