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56 年前后探索的局限性及真历史教训

1956 年前后的探索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探索毕竟相距了 20 多年。国际国内的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深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因此，现在的探索与那时的探索，既存在延续性，又具有阶段性。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割断历史是不实事求是的。但是，简单等同，否认两者的区别，认为现在的探索早已有之，这也是没有辩证观点的非科学态度。

1956 年前后的探索有这样几点主要的局限性：

**（一）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阶段性、长期性以及我国在社会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方位缺乏认识。**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 20 年即宣布建成社会主义。据此，社会主义的发展似乎不具有阶段性，也不存在长期性。我们党在 1956 年的探索虽然在某些方面力图突破苏联模式，但从未想到更新这个观念，当时设想的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即是根据苏联提出的以工业产值达到国民经济比重的 70％为标准的。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工业产值达到 70％并非是一个科学的标准，衡量社会主义是否建成是一个综合指标，而非单项指标。社会主义的实践在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日益丰富。我们党在那个时期的认识带有几分天真的稚气，也有几分盲目性。

**（二）1956 年前后的探索在总体上没有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有些改革的指导思想还是出于完善这种模式。**这是那时的改革探索同现在的改革探索的一个根本区别，也是那时改革探索的一个主要局限性。例如那时进行的以中央向地方分权的改革主要是各级行政管理经济权限的划分，没有把搞活企业放在首要地位，也没有着重转向用经济的办法来调节和管理经济。那时确认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模式，虽然也引进了商品关系、价值规律的某些机制，但其主旨是在健全、完善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改变其僵硬性，使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并非从根本上要改变产品经济，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现在的改革探索与 30 多年前的改革探索相比较，不是过去的思想的简单继承，主要是根据当代历史发展和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使其发生了某些性质上的变化，因此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曾经被视为思想解放成果的、对传统模式有突破意义的探索，在今天可能换位而变成改革的对象。但是，对它的否定，丝毫不否认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三）就 1956 年前后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本身来看，也还存在一些缺陷，有的不准确、不完备、不彻底，有的在认识上发生动摇，有的内涵是随政治斗争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八大决议把主要矛盾的实质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容易使人误认为似乎我们国家的问题只存在于生产力方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无须改革和完善，不存在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矛盾。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的变化就是从对这个表述的不满发展起来的。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问题，在八大报告中不仅没有重申“工人阶级一部分”的观点，而且强调执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仍把知识分子列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范畴，这又说明认识在向后退。”双百”方针后来注入了多种含义或加以多种解释，使其完

全演变成为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方针的工具，改变了提出时的初衷。这些局限性的存在，表明当时的探索在理论上还有其不成熟性和不明确

性的一面。

1956 年的探索没有得以坚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从宏观上看，能否说下面这佯几方面的因素发生了直接影响。

第一，阶级斗争惯性的作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再重新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是我国在 1956 年进入新的历史转变时期以后的基本形势。对于这个形势，我们党的领导人的认识开始还是比较客观的。但在国际上发生波兰、匈牙利事件，国内一些地方发生罢工、罢课等闹事之后，特别是在大鸣大放以后，我们党的领导人就逐渐地改变了认识。对于大鸣大放所引起的政治波澜，用毛泽东的话说，完全出乎意料。尽管这个时期已经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理论，也在着手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但是直面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错，阶级斗争因素的混杂，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了迷误。由于传统的阶级斗争思维方式和政治感觉的惯性作用，夸大了整风民主运动中的阶级斗争成份，夸大了阶级斗争成份中的敌我矛盾比重，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以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来对待作为主流的民主运动，这样，1956 年的探索不能不被中断。

第二，批判“反冒进”，指导思想逐渐堕入“空想论”。在 1956 年，党的领导层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如速度问题，虽存在分歧，但在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总的指导思想下，同时为了准备召开八大，被掩盖了。毛泽东尽管对反冒进不满意，但服从了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主持修改和审定了八大的各主要报告，从而八大得以顺利召开，1956 年能有较好的政治经济形势。但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在 1957 年 10 月八届三中全会上，

毛泽东以右派分子攻击 1956 年全面冒进问题为由，重新提出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认为反冒进为右派进攻提供了口实，要求恢复“多、快、好、省” 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等。随后，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上发难，把反冒进视为两种建设方针的斗争，大反“反冒进”，从而改变了八大规定的正确方针。毛泽东为“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所陶醉，骄傲情绪、主观主义急剧发展，指导思想陷入难以解脱的矛盾之中，一方面改变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另一方面又强调党的工作重点应转入抓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在1958 年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建设时堕入空想论。

“左”倾思想由指导国家政治生活扩展到经济工作。越来越热昏的头脑，使党的领寻人不仅对国内政治形势失去了正确的估量，而且对改变国家经济落后面貌的许多认识失去了正常的思维水准，幻想一天等于二十年。这里是双重的“空想论”，就是在生产力的发展上，无论对经济发展战略还是对年度计划，都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生产翻番指标；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强制实行小社变大社、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穷过渡”，企图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进入共产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这两方面的“空想论”的产物，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以后数年，我们党在经济方面主要是在为恢复国民经济的元气而努力，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某些探索，但自 1962 年八届十中全

会以后，总的指导思想却在沿着“左”的方向发展，而没有继续 1956 年的路线。

第三，理论上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在 1956 年前后，我们党根据传统观念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意味着过渡时期结束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以后，由对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估计始，再加上对由于“大跃进”运动失败和三年困难而加深的党内意见分歧的错误认识，还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沦战的错误估挝等囚素的影响，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了“大过渡”理论，即错误的社会七义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过渡时期不仅包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还包括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即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以前的历史时期（大约二三百年内）都属于过渡时期；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需要。这个理论完全改变了 1956 年的指导思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1956 年的探索也就自然终止了。那时，在错误的思想理论指导下，也自认为搞阶级斗争、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种探索。但是，那是与 1956 年的探索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

对于 1956 年的探索没能坚持的原因，目前理论界也在思考。以上分析只是初步的看法，需要继续研究。

现代中国的探索之路是相当艰难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异常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而且还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传统形成的民族心态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有某种隔膜，影响着去对世界先进文明进行探索。如上所述，中国虽然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但民主意识还异常薄弱，既有不懂得怎样运用民主权利的，也有视民主为怪物的；改变落后面貌的赶超意识，就其激励奋发日强来说是积极的、可贵的，但它也容易导致产生急躁冒进情绪；背着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包袱形成的民族自大意识，容易产生狭隘的虚骄心理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盲目性。这些都是探索中国之路的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的中同现代史的新篇章，不仅使党和国家的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而且使中华民族的某些消极心态有了改变，现在，党清醒了，人民清醒了，民族清醒了，改革的探索己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相信，新的探索决不会重蹈 1956 年前后探索的覆辙：它将把中国引向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美好明天。

（写于 1988 年夏，曾获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定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入选论文奖”。原文载于《党的文献》1988 年第 6 期，收入本书时有个别文字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