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961 年初的八届九中全会到 1962 年 9 月的八届十中全会

这是继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期。庐山会议后反右倾运动和新的“跃进”运动的开展，使在此之前得到一定纠正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错误，以更猛烈之势重新蔓延开来。“大跃进”三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国民经济出现了极度困难的形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承认，客观规律，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了惩罚， 最近三年受了大惩罚①。

为了扭转困难形势，党中央在 1960 年底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961 年 1 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毛泽东和党中央尽管当时仍没认识到三年受惩罚是根本指导思想的错误，但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强调了端正思想路线、开展调查研究的问题。在八届九中全会上，他指出：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 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在随后 3 月的广州会议上，他再次指出：我们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调查研究不够。民主革命阶段， 要进行调查研究，在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一万年以后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这个方法是可取的。

这年春天，毛泽东亲自组织和领导三个调查组在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他还要求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都深入基层，恭谨勤劳地开展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使党的领导作风来一个根本转变。在毛泽东对农业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和修改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推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由党中央主持，分别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等一系列工作条例草案。这些工作条例草案，尽管存在这样和那样的缺点，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 把党的工作重新纳入了较为正确的轨道，使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有了重要保证。这些工作条例草案，实际上是我们党所探索到的上述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第一批工作“法典”。

① 毛泽东 1961 年 6 月 12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经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理论的反思，毛泽东对在我们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在 1961 年 1 月的八届九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他说：现在看起来，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搞几年慢腾腾的。这对我们有利， 不要务虚名而遭实祸。在这年 6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还说：这个社会主义谁也没有干过，未有先学会社会主义的具体政策而后搞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他提出，我们搞了 11 年，现在要总结经验。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就是全党全面总结经验的干部大会。毛泽东讲话，进一步强调了认识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问题。他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在这篇讲话中，他明确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之后所得到的最基本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