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批判“左”、在倾错误的哲学总结

中国共产党没有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传统，但是“左”、右倾错误却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力严重的后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归于失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又相继发生了三次“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 倾指导思想统治全党达 4 年之久，使中国革命几乎濒临绝亡的境地。1935 年1 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在极其危急的状态下出现了转机，开辟了走向胜利的新局面。

毛泽东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分歧由来已久。早在大革命后期，他就坚决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土地革命时期，他不断地抵制“左” 倾盲动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并多次被排挤出领导岗位。遵义会议虽然确定了他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却没有来得及批判。路线是非没有完全分清，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严重地存在着。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国革命处于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面对着纷繁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尖锐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不能不着手批判过去的错误指导思想，用正确的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来统一全党的认识，迎接新的革命形势。

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毛泽东首先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系统地阐述了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如果说在 1935 年 12 月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阐明了党在新形势下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着重从政治路线上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那么 1936 年 12 月毛泽东在陕北红军大学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演，则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经验，集中地批判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一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是以一定的思想路线为基础的，光有对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批判，不可能彻底克服其影响，还必须从思想路线上进行彻底清算。写作“两论”便是承担这个任务。历史要求它从哲学理论的高度批判错误路线的世界观，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教育干部，以提高全党运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水平。发表“两论”时写的题解明确指出：《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故题为《实践论》。《矛盾论》也是为了同一目的而写的。

在“两论”中，毛泽东从哲学上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王明“左” 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主要做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归纳，并逐一进行了严肃的批判。

第一，割裂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错误路线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方法就是本本主义、将马列理论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或外国的经验出发，

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脱离客观实际，脱离具体国情、省情、县情，陷入主观主义。毛泽东在 30 年代初就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批判了错误路线的思想方法。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揭示了错误路线在认识论上的表现和特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批判了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毛泽东指出：一切“左”的和有的错误思想，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向前推进了，他们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原阶段，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至于历史上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①。上述两种错误，在世界观上，不是唯心论，就是机械唯物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有的错误思想。”②

第二，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这是王明教条主义错误在哲学上另一个突出表现。《矛盾论》为什么着重研究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两者的辩证关系。他们既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也不了解研究当前具体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毛泽东指出：“关于矛盾的特殊性问题应当着重地加以研究，并用足够的篇幅加以说明。为了这个缘故，当着我们分析事物的矛盾的法则的时候，我们就先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然后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最后仍归到矛盾的普遍性的问题。”③

在分析王明教条主义割裂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时，毛泽东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入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人类认识运动的次序是由认识个别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然后再以一般的普遍共同认识为指导，去进一步认识各种具体的特殊的事物。但是，教条主义者不懂得人类认识运动的这个正常次序，一方面，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这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另一方面，不懂得在认识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质以后，还必须继续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他们也不懂得人类认识的两个过程的互相联结——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们完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①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34 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35 页。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43 页。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49 页。

第三，割裂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关系。“左”、右倾机会主义在哲学上背离辩证唯物主义的又一个错误，是不懂得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不了解客观事物在对立中存在同一，在同一中又有斗争，而且对立与同一还能互相转化；不了解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一切客观事物的矛盾运动。因而，在对国民党的关系上，要么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在第一次革命战争后期）；要么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既不能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革命领导权，也不能执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正确政策，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王明的先是“左”倾冒险主义、后是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在思想方法上就有这种形而上学的割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正确地阐明了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指出：客观事物中矛盾着的诸方面的统一性或同一性，本来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暂时的、相对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种情况，反映在人们的思想里，就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到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属于党内矛盾，在政治上不能与反动派等量齐观，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却有相通之处，毛泽东所阐述的对立与统一，斗争性与同一性的辩证关系，正是共产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哲学基础第四，割裂部分与全体、现象与本质的关系。这是“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的又一个特点。他们不懂得客观事物的相互联系，或者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只看见局部，不看见全体，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或者对矛盾总体或矛盾各方的特点都下去看，否认深入事物里面精细地研究矛盾特点的必要，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表象，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前者是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后者是思想方法的表面性，不知道本质地看问题。两者都是主观主义的具体表现，毛泽东批评指出：“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观性。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①。

为了反对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毛泽东强调在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客观事物时，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事物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的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这既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也是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既不能分清现象与本质，也不能分清特殊本质与共同本质。因而对于具体矛盾不能作具体分析，对于不同质的矛盾不能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毛泽东指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53 页。

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①

毛泽东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哲学批判，彻底揭露了其思想方法的形而上学本质，对于分析一切政治路线错误的哲学根源都有指导意义。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15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