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政策的调整，研究者对 50 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不能不进行历史反思，因而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不能不产生一些看法。这是目前毛泽东研究中争议较多、分歧较大的一个领域。尽管如此， 对这个理论的研究还是有一些重要进展。

1、考察了由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而引起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思路的变化。这是在 80 年代后期兴起的研究课题。不少研究指出，毛泽东原来的思路是：民主革命胜利后，经过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在国家完成了工业化之后再采取社会主义改造步骤，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而整个国家一举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到了 1952 年下半年，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严厉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论点，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认为不是在将来等工业化完成后再搞社会主义改造，而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更长时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在指导思想上就由“将来突然转变论”改为“现在逐步过渡论”。一些研究者考察了毛泽东的思路变化过程，并对两条思路的关系作了初步比较。有的提出“背离”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背离”了七届二中全会确认的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有的提出“等同”论，认为两者完全一致，后者还是对前者的发展。更多的研究者赞同作具体分析，认为两者既有相互包容的一面（如两者的过渡性、目标和任务、转变的方法和规划转变的时间都是一致的），又有互相区别的一面，即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对

主要矛盾和任务的重心的认识变了，对待非社会主义所有制经济的政策变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起点和实施步骤变了。这样的分析避免了简单化倾向，毛泽东思路的变化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变化是相吻合的。

2、考察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历史过程。这是过去不甚清楚的一个问题。薄老在他的书中以聆听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对毛泽东和党中央酝酿和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过程作了回顾。他通过强调几个重要的关键时间，说明这个思想是逐步明确和完善的。薄老指出，总路线的提出确曾征求过斯大林的意见，但是毛泽东在 1952 年 9 月 24 日的中央领导人会议上就开始酝酿这个

问题了。斯大林则是在一个月后的 10 月 24 日接见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参加苏共十九大的代表团回答刘少奇信中提出的这个问题时才表示赞同的。这就可以排除一个时期盛传的所谓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有“国际背景”、是“斯大林建议”的等等流言。不少学者还指出毛泽东在 1952 年下半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也不是突发奇想，并从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作了多层次的分析，从而基本上说明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原因。

3、正确他说明了农业合作化争论的历史始末。建国后，毛泽东同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先后发生过几次争论。第一次是 1950 年春围绕

富农问题，第二次是 1951 年春夏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问题，第三

次是 1955 年夏围绕浙江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全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速度问题。研究界对这几次争论基本上统一了认识，即认为这三次争论都不是因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引发的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是由对于农业合作社的起步、巩固和速度问题的认识不一致引起的工作方针的争论。薄老认为： 前两次争论涉及农村土改后要不要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刘少奇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毛泽东主张趁热打铁，改变私有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刘少奇在认识和工作方法上有缺点，但他的意见“在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他提出不能过早地采取否定私有制的步骤，符合二中全会决议和《共同纲领》，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情况”①。像薄老这样明确的意见，过去从未有过。这对了结建国后的这一大历史公案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第三次争论，薄老也作了十分中肯的分析，指出：在认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上，邓子恢侧重强调生产关系的改造一定要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毛泽东则强调通过加快生产关系的改造来发展生产力，并且似乎认为生产关系的改变可以不顾生产力的状况，改变得越快，越能发展生产力；在加快合作社发展步伐的可能性方面，邓子恢比较强调客观条件提供的可能性，毛泽东比较强调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但对这种积极性并没作具体分析。薄老的研究深化了《历史决议》对这个问题的论断，从理论上说明了农业合作化争论的实质。

4、科学地总结了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和教训。如何正确地认识和评价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和党的工作，是毛泽东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根据《历史决议》精神，在充分肯定社会主义改造伟大成就的同时，又分析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工作失误，这是研究的必然趋势。近些年出现了完全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倾向。广大研究工作者严肃地批评了这种片面性，对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政策作了全面考察，并较深入地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发生失误的教训，不少研究认为，这就是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 206 页。

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在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急躁冒进；在对农村形势的认识上，既过分地估计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也过分地夸大了农民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忽视了农村个体经济对农业生产力发展还有一定的适应性；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认识上，片面地强调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落后性，忽视了它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缺少的补充还有在一定范围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就党内生活言，缺乏民主机制，错误地把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争论上升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堵塞了言路，颠倒了是非，人人恐右， “左”倾思想急剧膨胀，从而人为地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使本来要求 15 年甚至更长时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在不到 4 年时间内超前完成，留下了不少社会政治问题。但是，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历史评价和总结其经验教训，是既相联系又不能混同的两个问题。前者侧重于估量其历史作用，后者侧重于探求理想效应。就评价历史言，尽管发生了 1955 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高潮”和随后的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的

方针性错误，但还没有构成毛泽东指导思想的根本偏转，何况从 1956 年春天

开始毛泽东也在着手纠正已经发现的工作失误。因此既不能因有 1955 年下半

年的错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也不能把 1955 年下半年的错误与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的错误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