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到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前期

这是对探索失误初步纠正的时期。一方面，毛泽东是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运动的“始作诵者”；另方面，这两个运动中的俘夸风、“共产”风等错误，也是他最早提出纠正的。他提议并主持召开了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等，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在 1959 年 2～3 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承认从 1958 年 9 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险主义错误”， “党内主要倾向还是‘左’”。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说“中央可以不讲，我个人可以讲，我一讲，我就没有包袱了。”

毛泽东承认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当然只是就具体工作而言，并不认为根本指导思想错了。在他看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不能动摇的。因而，他对错误的纠正是很不彻底的。正因为这样， 当彭德怀等在庐山会议从指导方针上提出反“左”问题，要求从根本上总结教训时，他认为这是比反冒进更严重的错误，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于是不惜冒犯众怒，挺身出来“反击”，从而中断了反“左”的进程。尽管如此，“大跃进”的教训对毛泽东来说还是深刻的。60 年代，他对经济工作的指导，再没有重犯这类错误。

毛泽东在纠止他觉察到的错误的过程中，开始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多次号召仟级干部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著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写信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具四级党委委员，建议他们“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来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寻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①。在这次会议上，他亲自和与会同志一起，认真地阅读和讨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在武昌会议期间，他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沦纷纷。因此，他再次要求与会同志读那几本书。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强调， 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庐山会议开始时，他还把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列为会议的首要内容。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553 页。

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应当好好读书，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下来。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但是在错误地开展对彭德怀等的批判后，他中断了这个安排。到 1959 年冬天，才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毛泽东本人在 1959 年 12 月到 1960 年 2 月，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用了两个月时间对《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议、逐章逐节地讨论，初步地总结了他所认识到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经验教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这是他在建国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用了这样长的时间集中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当然，他的许多认识还受着当时“左” 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许多观点是不正确的，但这次读书毕竟是一次重要的理论反思，对于他后来继续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