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调查研究和群众踢线思想的历史的统一之初探

长期以来，在论述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查研究①与群众路线的思想时，一些教科书和学术论文虽然注意到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但往往把它们视为两个互相分离的过程；在讲群众路线时，只一般地阐明群众路线的认识论意义，而较少地深入分析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其实，从认识论角度看，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群众路线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就是因为它是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的。这两个过程，在认识论上是同一的。在从理论上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从党的历史上看看毛泽东同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是怎样提出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这两个问题的。

调查研究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工作方法，在我们党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实行了。但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自觉的领导方法，并当作认识论问题来看待的，首先是毛泽东同志。1929 年 12 月，他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强调了调查研究作为领导方法的认识论意义，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唯心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除了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外，最重要的是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人空想和盲动的泥坑”②。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既深刻地指出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产生的认识论根源，又在实际上把调查研究作为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提出来了。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同志在强调调查研究的认识论意义的同时，还提出了“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的思想①。这是一篇同时提到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问题的重要文献。

当然，在这之前（1929 年 9 月），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已经同时提出了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问题。它指出：红四军的调查工作“对于了解中国农村实际的生活及帮助土地革命策略之决定有重大意义”②。这也是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方法提出的。从时间上看，这个思想，在“九月来信”中比“古田会议决议”讲得早。但是应当指出，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听取陈毅同志汇报毛泽东同志和红四军在井冈山地区的调查研究活动之后而作的指示。陈毅同志在汇报中介绍情况说“游击部队到达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不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调查“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因此，“九月来信”中的这个思想，可以说，既是源于毛泽东同志，同时也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调查研究工作的肯定和支持。

就群众路线问题而言，“古田会议决议”中的论述又是源于“九月来信”。

① 调查研究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这里所讲的调查研究，主要指到社会实践中对社会状况进行的实际考察，即通常所说的社会调查。这是获得对社会的正确认识，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础。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32—33 页。

① 见 1948 年东北书局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 549 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6 页。

从对历史文献的考察来看，群众路线的思想比较早就有了③。但是，就目前已查到的材料所知，“九月来信”是我们党最早明确使用“群众路线”概念的文献之一。这篇文献专节论述了红军与群众的关系，在讲到红军筹款和没收地主豪绅财产的工作方法时，接连指出：不要红军单独去干，要“经过群众路线”和“一定要经过群众路线”这一工作方式的运用①，从而使“群众路线” 的概念有了比较明确的含义。

从党的思想史角度看，毛泽东同志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和周恩来同志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在强调调查研究思想和群众路线问题的历史作用上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篇文献同时讲到两个问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却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党把这两个问题同时提到的最早的两篇文献。

自这以后，在党的文献中，同时强调这两个问题的情况比较普遍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往往跟强调调查研究结合在一起。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中央苏区先后作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著名的农村调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强调了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制定政策的重要意义。在此同时，他写的关于经济工作的文章和调查报告，也反复阐述了切实力群众谋利益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道理，把群众路线看作是党的革命活动应当经常和普遍实行的工作方法。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纠正党内严重存在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中

共中央于 1941 年 8 月发布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强调对于历史、对于工作环境、对于敌、我、友各方面的关系，均应作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以便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在全党提高了对调查研究工作认识并开展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对群众路线的认识也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1943 年 6 月，他在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个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并且第一次指出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这样，对群众路线的认识，就不仅被看作是方法论，它的认识论意义已得到了明确阐发。

从党的实际工作看，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也是紧紧相连、密不可分的。党的工作取得胜利，无一例外地都是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贯彻得好的时候；反之，则往往是这两者受到削弱或破坏的时候。民主革命时期是如此，建国以后搞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如此。 50 年代后期，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既没有进行充分地系统地周密地调查研究，又严重地脱离群众、不倾听群众的呼声。因此，在 60 年代前期总结经验教训时，毛泽东

同志认为，就思想作风而言，不注重调查研究，不走群众路线，是 50 年代末

期犯错误的最严重的教训。在 1961 年 1 月的八届九中全会和 3 月的广州会议

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在这年 5 月的广州会议上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工作的指示信，分析“大跃进”以来犯错误的原因时，明确指出：前几年缺点错误所以发生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人员放松了抗日战争期间和解

③ 毛泽东同志认为，群众路线的思想来自列宁。他在 1958 年 5 月 17 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群众路线那个东西，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列宁的；不过他们没有这个话，总是讲依靠群众。

① 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36 页、39 页。

放战争期间进行得很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工作，满足于看报告，听汇报，走马看花，不求甚解，以感想代政策，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材料作出判断和决定，这是一个主要的教训。显然，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讲的没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包括了没走群众路线在内。

在 1961 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重新提倡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以后，党的领导作风有了转变。各条战线的领导人纷纷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制定适合当时情况的许多具体政策和措施，从而使党的工作重新纳入了较为正确的轨道，使国民经济的困难形势逐步发生了好转。毛泽东同志写的《向群众的实践请教》的批语，就是为了使各级领导进一步改变领导作风，再次强调了调查研究和群众路线问题，要求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教育。这里的思想是毛泽东同志原来思想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