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决策

建国以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思想文化批判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一种压抑感、异己感。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开展，愈益需要知识分子发挥作用，调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改进思想文化工作，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1956 年是思想文化战线较为宽松的一年，也是党的思想文化工作较为民主的一年。思想文化建设的民主化，是当时的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56 年的思想文化建设中，有这样几个有深远意义的决策：

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 1956 年 1 月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根据会议精神，党中央力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 700 多名留学生回国作了大量工作。

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鉴于我国科学技术的极端落后状况和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形势，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强调科学在发展经济、文化、国防各方面的决定性意义，希望尽可能迅速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以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208 页。

③ 刘少奇 1956 年 11 月 10 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④ 毛泽东 1956 年 9 月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团时的谈话。

便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即集中 600

多位科学家编制了全国科学发展的 12 年远景规划，以突破高、精、尖、新技术为战略目标，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提出“双百”方针。除毛泽东、陆定一在理论上对“双百”方针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外，党中央还采取了或者准备采取一些措施来认真贯彻这个方针。例如，1956 年 8 月，由中宣部会同中国科学院、高教部在青岛组织召开遗传学座谈会，就遗传学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为贯彻百家争鸣方针摸索经验。1956 年 10 月 15 日，八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程之一，讨论并批准了中宣部《关于高等学校试开现时在资本主义国家流行的唯心主义派别学说介绍和批判的课程讲座的请示报告》，随后许多高校设立选修课，“开放唯心主义”。

提倡中西文化结合，主张对外开放。在 1956 年 8 月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从理论上阐述了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必然性和党对于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周恩来也在一次谈话中指出，建国以来，我国虽然不断扩大了对外交往。

但是开放的还很不够。1955 年接待了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 4000 多外宾，

比起我们的祖先来差得很。他说，在 1300 多年以前，中国唐朝的昌堵区长安

（就是现在的西安）就住有十几万外国的居民①。还说，历史上，我们的文化高，近 300 年来，西方文化高，我们要承认，要向西方学习②。毛泽东在这个时期的许多谈话中，反复强调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统统拿过来。他举中国历史为例说：汉朝是这么做的，唐朝是这么做的。他们不怕外国的好东西。有好东西，他们就欢迎。唐朝有一种乐，他们政府开会奏的乐，有七种音乐， 七种舞蹈，其中有六个节目都是外国的，只有一个节目是中国的。后来搞久了，就变成中国的了③。他还主张对外开放应该是多渠道的，一是派人到外国去，包括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去①；二是把外国人请进来。他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说：中国是世界和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国不自私自利。中国是一块白纸，你们可以在这张纸上写字，你们的科学和文化可以驰骋在这张纸上。在中国人民生活的这块土地上，各国人都有份②。这些言论虽然都是些即兴讲话，但是可以看出，在文化的对外关系上，当时党中央领导人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

在 1956 年前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以全方位的姿态展现出来的。以上论列的只是一些方面。从这些方面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焕发出的思想火花是绚丽多彩的，有的甚至是难能可贵的。这次探索本来应该成为我们国家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和“左”的思想的不断发展，党中央、毛泽东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关闭了准备起飞的发动机，从而使这次探索成为一现昙花，转瞬即逝。

① 周恩来 1956 年 6 月 28 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发言，周恩来 1956 年 5 月 30 日接见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代表团时的谈话。

② 周恩来 1956 年 3 月 22 日接见聂思仁等人时的谈话。

③ 毛泽东 1956 年 1 月 20 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① 毛泽东 1956 年 2 月 25 日听取汇报时的插话。

② 毛泽东 1956 年 9 月 27 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