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认识问题的方法论”的提出和最初的思想方法论著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算很早，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最初也不是很多。早年的毛泽东既受过中国传统哲学的熏陶，也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教育。但是，贯穿在毛泽东求知过程中的一根红线，是追求真理，寻找获得正确认识的方法。由于有这样的指导思想或学习思路，他能对当时流行的各种新思潮、五花八门的主义，进行推求比较，迅即抛弃一切非真非善、不能拯救中国的学说，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他探求正确认识方法的思路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

毛泽东是在 1920 年底至 1921 年初才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如同过去求知那样，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对它不是采取学理主义、教条主义态度，而是不仅把它看成一种理论知识，更重要地是把它当成一种方法。他回顾说：1920 年读了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以后，“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这段话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诚然有些不很准确，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包括多方面的重要内容。但是，就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就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是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而言，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抓住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根本，这个回忆说明，毛泽东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毫无书生气，一开始就能悟出“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早期领导人的一个突出品格。所谓“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是他后来倡导的“思想方法论”的萌芽。

毛泽东抓住“阶级斗争”这个“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之后，就去发动和领导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努力使之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使他一方面对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有了深刻的认识，另方面又更加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他在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写的一系列论著，不仅对于中闰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以及对于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的指导，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创立关于中国革命战略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而且进行了一些哲学问题的思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方法论功能，逐渐地形成了一些关于思想方法论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关于思想方法论的文献主要有四篇：

一是 1929 年 6 月 14 日致林彪的信。当时正值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前夕，红四军党内军内的思想比较混乱，高级干部对一些重大方针问题存在不同意见。毛泽东身体不好，请求离开前委并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和休息一段时间。林彪当时是支持毛泽东的观点的，曾写信表示挽留。6 月 14 日，毛泽东给林彪回了一封长信，介绍了红四军党内一年来争论的情况，阐述了他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不仅认为四军党内的争论是政治路线的分歧，而且提出了“思想路线”问题。他说：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一些错误观点泛起，是“历史上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22 页。

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如果要讲毛泽东何时使用“思想路线” 概念的话，这可能是最早使用。毛泽东还从哲学认识论上对形式主义之类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当时四军的一个重要争论是军委与前委要否分权、党代表与前委书记要否分开。毛泽东是反对“分权”和“分开”的，认为“分权”和“分开”论是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分析问题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看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这里，毛泽东的哲学道理讲得虽不甚充分，但表明了他注重求实、反对形式主义的思想作风。

二是 1929 年 12 月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对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诸多错误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分析。这个决议比较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也初步地展现了他的某些思想方法。他着重阐述了两点：

反对主观主义，强调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这里讲的主观主义就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古田会议决议原稿也是用的“唯心主义”提法，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才改为“主观主义”），在当时的红军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毛泽东说：“唯心观点，在红军党员中是非常浓厚的，其结果对政治分析，对工作指导，对党的组织，都有非常大的障碍。因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导，其必然伴随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①毛泽东还指出克服唯心观点的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应当指出的是，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不单纯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规定性上要求的，也是总结了他以往实践活动的经验。在大革命时期，他对农民运动进行过较长时间的调查。他对大革命运动所持的正确方针就是受了这种调查的深刻影响。他在八七会议上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评，他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都是在此之前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的结果。在井冈山开展斗争，以及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他都坚持调查研究。古田会议上，他强调调查研究，是对大革命以来实践经验的初步总结。
注重群众路线。毛泽东多次讲过，群众路线的思想来自列宁。“不过他们没有这个话，总是讲依靠群众”①。我们党使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是从 20 年代后期开始的。（1928 年 11 月李立三同江浙地区负责人的谈话和

1929 年 9 月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都使用了“群众路线”的提法。）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一切工作，在党的领导和决议之下，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正是贯彻“九月来信”的精神。虽然这时主要是在工作方法的意义上使用“群众路线”的，但也蕴含有思想方法的意义。

三是 1930 年 1 月 5 日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也是毛泽东致林彪的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批评林彪对时局前途的悲观思想，帮助林彪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毛泽东不仅从诸多方面说明了中国国情，还具体分析了林彪对时局悲观的原因。从思想方法上，毛泽东阐述了四个问题：（1）正确认识主观力量与客观条件的关系。他认为，林彪对时局悲观是小看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夸大了反革命的力量。而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弱，但立足于中国脆弱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统治阶级的政权、武装也是弱的，这是中国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与发展的重要原因。（2）正确认识形式（现象）与实质的关

① 1948 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 553 页。

① 1958 年 5 月 17 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系。毛泽东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指出：若从形式上看，革命力量大力削弱；若从实质上看，它不仅具备发展的可能性，而且具备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看事物决然的是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形式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科学的可靠的而且含了革命意义的分析方法”。有悲观思想的同志则是没有掌握透过形式抓住实质的思想方法。（3）正确认识客观事物的诸多矛盾关系。毛泽东认为，对于中国革命高潮如何认识，“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向前发展才能决定”，并具体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十多种矛盾关系。这是矛盾分析方法的卓越运用。（4）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毛泽东在批评了对革命的悲观情绪之后，还批评了急躁情绪，指出：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不要作机械理解。“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中国革命“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毛泽东以辩证唯物主义高瞻远瞩的思想方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大趋势。因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单纯是党史文献，也是毛泽东的最早的思想方法论论著之一。

四是 1930 年 5 月的《反对本本主义》。这是毛泽东最早讲思想方法论的主要代表作。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反对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态度。具体来说，它的思想方法论意义在于：第一，毛泽东既批评了“以为上了书本的就是对的”的“唯书”观念，也批评了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执行领导机关指示的“唯上” 态度，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政策、执行决议，因而在实质上提出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样振聋发聩的著名口号，阐明了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强调了调查研究对于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思想路线和保证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调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的思想方法的地位。第三，毛泽东进一步强调了群众路线的作用，提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实行群众路线的过程，“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①这样，群众路线就具有了重要的思想方法意义。第四，毛泽东批评的“本本主义”，也包括对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盲目迷信和神圣化倾向，针对这些倾向，他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这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来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也第一次阐明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立场和思想方法。《反对本本主义》标志着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初具雏形。

①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来德、邓小平、陈云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文选》第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