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建国后毛译东思想方法论的发展

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发展朝着两个不同层次的纵深方向进行：一是向着哲学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强化和扩展了思想方法论的基础；一是向着实践的运用方面，充实和丰富了具体的领导工作方法。这样，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既更富哲理性，又更具实用性。同时，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一个极为艰巨复杂的宏大工程，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发生了严重的失误。这既有实践与理论的背离，也有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偏离，反映在思想方法论上不能不以曲折的形式向前发展。

建国后，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积极成果有：

（一）通过发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个讲话（简称“两个讲话”），阐发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方法论。这两个讲话是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巨著，也是思想方法论原则卓越运用的煌煌大作。

首先，“两个讲话”，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基本思路的典范。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中国共产党人最初几年在一些领域、许多方面仿照了苏联的一些办法。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毛泽东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必须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对我国的农业、工业和整个经济工作进行了将近半年的调查研究，从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同时借鉴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教训，先是提出了关于经济建设方针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思路；接着又提出了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伟大理论。“两个讲话”堪称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阶段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晶。

“两个讲话”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了全面分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矛盾论”。社会主义社会存不存在矛盾，在这以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没有解决的问题。毛泽东经过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失误的总结和对我国社会实际的分析，指出：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思想是错误的①。这是对社会主义进行认识的思想方法总论。根据这样的方法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初步地建立起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系统，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等等。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

“两个讲话”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是对群众路线思想方法的卓越运用。毛泽东首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认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针。从认识论上说，这个方针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实践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需要广大人民群众来共同进行的思想，因而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

① 1956 年 9 月 27 日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的谈话。

内部矛盾，在政治上也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从思想方法论上说，则是在贯彻群众路线。毛泽东说：“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

①事实上，“两个讲话”贯穿了“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

点出发”，“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②的思想，生动地体现了群众路线的思想方法论。

“两个讲话”强调走中国自己的路，提出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独立自主思想方法的具体化。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既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又是群众路线的思想，也是独立自主的思想，也可以说，独立自主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的必然结论。这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同一个问题的三位一体的思想。“两个讲话”的独立自主思想表现为：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提出了区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经济体制方面提出了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模式的一些初步设想；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提出了为中国所特有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他说，“两个讲话”不仅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毛泽东思想方法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二）将思想方法具体化为工作方法，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若干领导方法。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比较早地就重视工作方法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先后提出了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健全集体领导、书记要当好“班长”以及“弹钢琴”、讲究领导艺术等工作方法。建国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党干部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毛泽东从 1958 年春天开始不断地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除了有

正确的路线之外，还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他先是在 1958 年 1 月主持制定了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年之后，1959 年 4 月为了纠正“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十六条”。他强调的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有：一切经过试验，通过典型示范，推动面上工作；抓两头带中间，开展评比，激励先进；走马看花，下马看花，开展调查研究，接近群众；开现场会，就地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多谋善断，听取不同意见，谋于广大群众，抓住时机，善下决心，当机立断；留有余地，考虑事物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有备无患；波浪式前进，在工作上有进有退，有上有下，有快有慢，有张有弛；等等。

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毛泽东还对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关系作了理论的阐述。他说：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从理论上讲，方法论系统有不同的层次和环节，包括认识的方法和实践的方法。思想方法作为一般的认识方法而言，主要是指人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要求站在正确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459—460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387 页。

立场上，用正确的观点，系统周密地占有材料，从中引出理论、方案、政策和办法。世界观在向方法论转变时，首先直接转变为思想方法，然后转变为其他具体方法，因而，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世界观转变为具体方法的中介。工作方法主要是指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法，对领导者来说就是领导方法。它侧重于要求将理论、计划、政策讨诸实施，贯彻落实。这是一个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过程。两者相比，思想方法对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起着决定作用。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在实践中的外化，工作方法的实质仍然是思想方法问题。毛泽东关于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关系的思想，为思想方法论的深化和细化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

（三）在思想方法理论上提出了若干有价值的思想。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前期，是毛泽东对思想方法理论作哲学思考比较活跃的时期。他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他说：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要敢想、敢说、敢做，要大胆创造。当然，由于那时对政治经济形势的评估夫实，指导思想上发生了偏离，毛泽东所想的、说的、做的不一定都对，也出现了把科学当迷信破除、把真理当谬误批判的错误，特别是在经济上造成了巨大损失。但是，那时发生失误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思想方法不对头），对于那时的理论与实践要做具体分析，不能因为“大跃进”错了，就一切都错了。就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而言，从一般理论意义上说，他强调解放思想的精神状态还是可取的。有了这种精神状态，他能在哲学王国里自由翱翔，提出一些新的思想观点，实现某些思想方法理论问题的升华。

首先，毛泽东阐发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方法论原则。例如，强调实事求是，调查研究，认识客观规律，逐步地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在 1960 年 6 月的《十年总结》中，他承认，在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些不对头，有一些形而上学，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和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在 1962 年 1 月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从实践出发，逐步地克服盲目性，在认识上出现飞跃，到达自由王国。为了获得这个“自由”，他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这是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的延伸和发展。他继续倡导群众路线，提出“向群众寻求真理”。在 1964 年 9 月致刘少奇的信中，他对群众路线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了新的表述，指出：简单他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下决心长期下去蹲点，就能听到群众呼声，就能从实践中逐步地认识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重新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这样，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的认识论与真理论联系起来了，进一步强化了群众路线认识论的意义。

其次，毛泽东还对哲学本身从总体上作了一些反思，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还在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出：方法

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在 1960 年 3 月的天津会议上，他还指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以后他进一步强调了哲学就是认识论。1963 年 5 月，他在

① 1958 年 3 月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483

杭州会议上说：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1964 年 8 月，他在北戴河的一次哲学谈话中还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

别的没有。他要求全党应该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同年 12 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段对话，进一步阐明了认识论与思想方法论的关系。刘少奇说：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毛主席特别强调马列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毛泽东说：历来讲认识论这一套，不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你离开了具体工作，那些哲学干什么呀？那就没有用了■。当然，这里讲的认识论是指广义的认识论，即包括总的世界观、方法论，实际上指整个哲学。此外，认识论还有狭义的研究对象，即关于人的认识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论。毛泽东讲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显然是指前者。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与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而且更加强调了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为他的哲学就是一种方法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升华，也使他强调哲学的思想方法论功能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论根据。

几十年来，毛泽东一直倡导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并建构起了自己的思想方法论系统，这是一个伟大的创造。从理论上看，强调思想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功能更加活生生地体现出来；从社会实践的效用看，强调思想方法论更能使广大干部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使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革命斗争和建设实践具有异常无比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在马列主义的本本里找不到如何领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现成答案；另一方面，我们党又有理论准备很不充分，干部的文化素质偏低的弱点。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党居然战胜了强大的敌人，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井培养出了一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优秀人才，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度过了重重困难和挫折而向前发展，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使社会主义制度昂然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有什么奥秘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掌握和发扬了毛泽东倡导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陈云在 1987 年 7 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不仅概括了我们党在毛泽东的教导下长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路，揭示了如何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义，而且充分说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倡寻的思想方法论的极端重要性。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方法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

（原载《哲学研究》1991 年第 7 期，收入本书时做了少量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