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进一步将对毛泽东的研究引向深入

事实上的“毛泽东学”的兴起，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文化现象，经过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的空前规模的研究和出版高潮之后，如河对巴对毛泽东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已成为广大“毛学”研究者的一个历史责

任。要成功地负起这个历史责任，有很大的难度。这里不从大角度去立论，仅从具体地进行实际研究而～， 9 厂言，在当下一段时间内，至少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摸索：

一是充分利用正式发表和广为披露的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在过去一段时间，文献档案资料的发表满足不了研究的需要，是影响研究深入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外在条件。但是，这些年来，特别是在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前后，有关部门发表的关于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文献档案资料是空前的。仅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就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8 卷、《毛泽东文集》2 卷、《毛泽东军事文集》16 卷、《毛泽东文史批注集》1 卷、

《毛泽东外交文选》1 卷、《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1 卷，还有《毛泽东年谱》（1893—1949）3 卷等。《党的文献》杂志还陆续发表了不少文章。这都属于文献档案资料性质的，总共达 800 多万字。固然不能说，重要的文献档案资料都已完全发表（有关部门今后将继续出版毛泽东的各种著作集，公布党的文献档案），但这样数百万字的原始性材料为把毛泽东研究引向深入开辟了广阔天地。对这些材料的消化利用，是“毛学”研究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是广撷博采已有的研究成果（包括回忆录），把现有的重要研究论著

（包括重要的回忆录）作为继续向前攀登的前进基地。纪念毛泽东百周年诞辰，可谓是“毛学”研究的大丰收。尽管我们不能过高评价这一大批成果的质量，但这些年的有些论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胡乔木文集》（3 卷本）、《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胡绳著《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吴冷西著《回忆毛主席》等，此外还有《毛泽东百周年纪念——全国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下三册）等。这些论著是毛泽东研究的最新成果，为“毛学” 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起了巨大推动作用。薄一波、胡乔木、胡绳、吴冷西同志的论著不仅披露了许多翔实的原始文献档案资料，而且其中有的论著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提出的观点都极富启发性。国此，对这些论著就值得认真研读。如果把“毛学”研究比喻为攀登高峰，这些论著应当视为向前攀援的基地。不少读者和研究者不是都厌烦研究和出版中的低水平重复现象吗？产生这个现象有诸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起点低、目标低，即前进的基地不是这些一流的大作，奋斗的目标也是无意去创作较高水平的大书。改变这个局面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包括提高编辑水平，改革出版制度等。但是，树立攀登高峰的意识，提倡攀登高峰的精神和把握好攀登高峰的基地是一个重要方面。

三是立足于当代，寻找新研究视角，探索新研究方法。开展研究，资料、观点、方法可谓三要素。提高研究水平，这三者也是缺一不可的基本要素。有了基本文献资料，有了好的思想观点，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视角和思路，对于提高研究水平，使研究成果具有新意，就起着重要作用。一些刻板的研究方法早已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和读者的兴趣。“毛学”研究在一个时期使人产生陈旧感，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一些研究论著没能摆脱以往的一些刻板的研究方法。但是应当看到，这些年来，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在兴起，不少论著颇具新视角，面貌大变，很受欢迎。这是近年“毛学”研究的一个重大成果，也是“毛学”研究水平在提高的一个明显标志。还应当提及的是，这些年出现的毛泽东“纪实作品热”，尽管鱼龙混杂，一些不健康作品造成了不好的社会影响，但是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纪实作品对毛泽东研究和有关的出版工

作的繁荣局面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功不可没。从表达方式而言，把纪实性的写作方法应用于研究和塑造“毛泽东”，不能不说是一大发明。它的显著优点或是使作品具有可读性，社会效益大。它的缺点或是往往缺乏科学性，容易演变成文学作品，因而失之于真。如何把纪实性与科学性相结合，应当成为探索新的研究方法的一个思路，也应当成为改革“毛学”研究中的陈旧表述方法的一个契机。

四是贯彻“双百”方针，展开学术讨论，进一步活跃研究气氛。这些年“毛学”研究空前活跃。若不是如此，不可能一年之内有数以百计的著作和数以千计的论文面世。但是在大面的活跃中也有小不活跃的一面，即“花儿盛开，鸣而少争”。有这么多论著，可以说得上“花儿盛开”。但是许多论著都是各“放”各的，各“鸣”各的，相“争”者少，故曰“鸣而不争”。小平同志讲“不搞争论”，显然是指政治问题和政策问题。就学术问题包括“毛学”研究而言，还是应当提倡争鸣的。这是繁荣“毛学”，把“毛学” 研究引向深入，并推上新台阶的一个重要条件。比如，有本《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的书，关于毛泽东战略思想的界定说：“毛泽东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性、规律性的正确反映，是用以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并被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证明是科学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战略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是作者经过慎密研究后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有充分的根据的，普遍地认为也是最保险的。我并不是要非议这个定义。但是我也听到过不少这样的议论，认为1981 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是为了立住党的指导思想的战略需要而作的。这是属于“不搞争论”的范围。但是《历史决议》没有说，任何一个重要的领导人甚至主管领导部门也没有说，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教育思想、科技思想、体育思想、卫生思想等等，都要根据《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总定义来分别界定。因此，主张不必套用《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定义的那几个要素，而突出毛泽东个人在上述哲学、经济、政治等领域或方面的思想观点和历史作用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等加以定义。与前面注重“引经据典”的思路相对而言，这又是一种意见。这种意见强调上述各方面思想的学术性，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这两种意见，或者说两种观点，可能各有长处，但也会各自碰到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属于这类学术问题的不同观点之间，在一定范围可以展开讨论，允许争鸣。不讨论、不争鸣，有些矛盾揭示不出来，有些道理不能说透。而学术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不断地揭示矛盾，讲清楚道理，使真理愈辩愈明。这也是推动“毛学”研究的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