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年毛译东在探讨当代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上的主要失误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从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视角看，毛泽东的错误主要有这样两条：

**第一，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这个理论的具体思想内容，这里不赘述，只想谈谈如何再认识这个理论的问题。经过 1989 年的政治风波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后，是否要否定这个理论的问题被重新提出来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概念。它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被消灭之后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全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在任何时候都高于一切，因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通过抓阶级斗争来推动一切、促进一切，并要不断地开展“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即采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社会和党内的阴暗面。这个理论作为一个体系，从总体上说，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不符合我国的历史实际。《历史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以后，虽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但是革命的内容与方法已经同过去根本不同，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改革开放，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的政策以来，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又出现了“腰缠万贯”的豪富和雇工剥削现象。对于豪富和雇工剥削现象，以及党内的腐败现象，无疑要通过政策。法律、纪律来加以制约、管理和整顿，但是不能继续采取“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对待和解决，因此，《历史决议》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所作的否定性评价和分析，在理论上还是站得住的。

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既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这个理论恰恰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理论巨系统），也不是要否认或放松在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对这个问题的宣传和研究都淡化了，在我们不少人的思想中或多或少也滋生了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念，这是应当引为教训的。但是现在强调充分认识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并不是要重新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政治路线和实践模式。它们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分析不同，对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中心任务的认识不同，因而对解决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方法，以及其他各项任务的方法的规定也完全不同。按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既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

争仍然是主要矛盾，我们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就不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实行改革开放，按照这个理论，就要倒转历史，重搬“文化大革命” 的那套模式，其结果不仅会完全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10 多年的伟大成就，而且将把中国带口到如《历史决议》所说的“严重灾难的内乱之中”。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的危害一样，“一个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国将变为一个动乱不安的没有前途的中国”。

**第二，关于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这是毫无疑义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把他描绘成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思想家，是别有用心的。这个大是大非的界限必须明确。但是毛泽东晚年又确有某些空想成分，这是历史事实。实践模式就是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它的主要特征是：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追求“一大二公”，不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被完全取消，连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农副业也被取消了，集体所有制经济急于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力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急于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市场调节被窒息，价值规律在一段时间内被否定；急于破除“资产阶级权利”，不切实际地在全社会内单纯强调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无视中国落后的客观实际，一度企图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穷过渡”。1958 年底到 1959 年初，毛泽东虽然领导全党努力纠正所认识到的“左”的错误，对超越历史阶段的一些经济政策作了大幅度调整，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某些“空想”主张。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追求他憧憬的“空想论”模式，从而构成了晚年的悲剧。

晚年毛泽东的这两大错误的影响和危害是深远的。当然两者的分量是不一样的。前者危害的时间更长，破坏性更大。但是，上述错误并非晚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的全部。前已指出，他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与失误是相互交织的。不仅如此，有时还是交替的，在不同时期各占不同地位。在“文革”以前，毛泽东对当代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占有更大成分。到了“文革” 时期，毛泽东的理论尖误和他的实践失误一起占据了主导地位。那种不加分析地从时间的历史纵向和空间的领域横向两个方面，把晚年毛泽东与错误划等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何况从总体上讲，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其贡献远远大于错误。因此，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包括他晚年的错误思想理论和实践，都值得我们反复地认真研究，从中汲取教益。

（原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90 年第 6 期，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