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建设新中国的基础分析与目标设定

在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对如何建设新中国进行了基础性分析，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国情都讲到了，讲得比较清楚。这是党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国情最初的比较完整的认识。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较薄弱，现代工业只占 10％，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 90％左右，这就是“汪洋大海”。它与古代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大区别。革命胜利了，党的任务就是使我们的国家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建设工业国用什么方法，走什么道路？从根本方向上说，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目标设定是搞社会主义。当然，要搞社会主义，还可以追溯到党的创立。党的纲领， 在一大就明确了这一点。但直到七大，都还长期停留在理论阐述，属于理论认识王国中的问题。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到议事日程，则是从西柏坡1948 年的九月会议开始的。

在九月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八个问题，其中讲到要不要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思想是很明确的。在作总结时，他说：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并且是领导因素。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些观点，是可以宣传的。刘少奇专门讲了我们国家如

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他说：国家的基础差，属于国家经济的这一部分数量很小，为什么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即由于此。今后要大力发展国家经济，这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同时还要帮助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这里的关键是要有清醒的头脑，既要利用它，又要有所限制，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就一定能够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正因为在 1948 年九月会议和随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

得比较清楚，所以毛泽东在 1958 年成都会议上讲：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

在七届二中全会就已很明确了；当时没有公开讲，直到 1953 年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才公开讲。毛泽东、刘少奇的分析是对的，我国的经济基础比较差， 不能像苏联那样夺取政权后，马上搞社会主义，还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这就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区别于苏联夺取政权后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办法。

中国通过搞新民主主义，逐渐过渡到社会主义，当时我们党预计需要 15 年左右时间，结果是提前了，1956 年就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其实，现在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尽管如此，但当时目标已经明确了，就是搞社会主义，不能搞资本主义；方法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再搞社会主义。这就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分析中国国情选择的道路。应当说，这也属于“中国特色”，而且是最早的、带有根本性的“中国特色”。因此，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如果不是从本意上分析，而是从思想路线、从选择根本方法和道路的角度来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西柏坡。这就是要宏观地看历史。就广义言，这应当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