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必然升华

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逐渐传播开来。在共产党创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一大批早期著名活动家大量翻译、介绍和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和思想，形成了后人称为的“早期传播热”。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在俄国的传播相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是把探索改造社会的途径、宣传唯物史观放在首要地位的。最早翻译成中文的马列著作，多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得出社会主义革命结论的那些政治性很强的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等。介绍和阐述马列主义观点的论著也多侧重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方面。出现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看，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一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两大贡献之一，它在理论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上不能不引起社会科学家和革命家们的高度重视。从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看，唯物史观能提供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因而能直接满足中国先进分子苦苦寻求革命真理的渴求。当然，由于受理论素养和翻译条件的限制，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介绍和论述难免不充分、不准确、不全面，其翻译也往往要通过日译本或俄译本作为中介，并且多为节译和摘录。这样，其理论内容不能不显得比较粗糙和单薄。与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代的水平相仿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带有明显的幼稚性。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走向深入。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的理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冲破反动派的“文化围剿”，公开或秘密地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结》、《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自然辩证法》、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一些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陆续翻译出版。此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苏联 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如影响较大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新哲学大纲》（米丁、拉里察维基等著）等。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重点突出了唯物辩证法。不仅在翻译方面如此，而且在撰写介绍、论述性的文章和研究著作方面也如此。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比较系统他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当时最有影响的哲学读物。宣传唯物辩证法成为哲学界的一种时尚，如有的文章所指出：它“风靡了全国，其力量之大，为二十二年来的哲学思潮中所未有”①。这是 3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著作的大量译介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传播，为社会科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展开系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最新的思想资料，从而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了一定的思想理论准备。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毛泽东才有可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反思。“两论”的写作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必然结果，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① 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艾思奇文集》第 1 卷第 66 页。

“两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升华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译介型上升为著述型。“两论”问世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己有 20 年的历史，但基本上属于译

介性质。 30 年代出版的几本哲学读物，虽然反映了著作者一定的主体研究意识，在某些方面甚至获得了独到的创见，具有著书立说的特点，但是，从某些方面看，无论《大众哲学》还是《社会学大纲》又都没有完全脱去译介性。作者著述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以较为系统的方式向国人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们提出这一任务本身，也就从总体上规定了他们的著述不能不具有这种性质。他们对某些哲学观点的阐述，对一些问题分析的思路，都有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某种影子存在。毛泽东写作“两论”虽然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吸收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某些观点，但是，谁也下认为“两论”是译介性著作。因为毛泽东写作“两论” 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肩负有更重要的使命。从“两论”本身看，它不仅有许多独特的哲学思考，而且结构体系也自成一统，别具特色。作者的主体研究意识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两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哲学理论上都是独创精神极强的科学著作。

第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通俗普及型上升为理论研究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 20 多年中，特别是 30 年代，中国进步的理论工作者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普及工作，起了重大的启蒙教育作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广大读者所喜爱。这本书到 1938 年 2 月就印行了 10 版

（到 1949 年解放前共印行了 32 版），直接推动了一大批知识青年奔向延安，走上革命道路。但是，同其他通俗普及性读物一样，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论著也有它们的弱点，如阐述的某些哲学观点不够准确、周密、正确和深刻，甚至个别哲学观点还有错误（如艾思奇在与叶青辩论时认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不是实践论，差别不是矛盾等）。毛泽东的“两论”发挥了《大众哲学》这类通俗读物的优点，同时又克服了其弱点和缺点。“两论”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作了深层次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思想；另方面又把深奥的哲学问题通过生动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和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传说等形式表达出来，既仆实无华，又妙语连珠，使广大群众易于接受和理解。“两论”在叙述方法上所取得的成功，诚如国外的评论所言：毛泽东著作的特点，是“对复杂哲学问题的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叙述底形象性和鲜明性结合在一起”①。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来说，“两论”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它对哲学通俗化所作的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哲学普及工作，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深刻研究，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研究水平提上了一个新台阶。

第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中学理型上升为现实型。大革命失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基本上是由进步的理论工作者和文化工作者进行的。由于当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不能直接联系现实，否则，会招致各种迫害，甚至杀身之祸。这些进步文化人由于其经历所限，也使理论传播与社会现实斗争的联系不能不受影响。因此，当时的哲学读物，甚至像《社会学大纲》这样的大部头著作.也基本上属于学理性的研究著作，

① 1950 年 12 月苏联《真理报》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

带有明显的理论脱离实际的缺陷。何干之 1937 年在《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一文中评述哲学界的状况说：“一九二七年以来，新哲学是登场了。但那时只偏重哲学原理的输入，而所翻译的书本也只有几本古典著作和几本以机械论或观念论（唯心论的旧译名——引者）的观点所写的入门。这几年来，国际上最良好的读物，又渐渐有中译本，有一部分思想家也开始做通俗化的工作了。不过大家翻来翻去，仍跳不出原理原则的圈子。”在他看来，哲学必须应用于中国社会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中国社会经济构成的变化和社会各种势力的动向，都在“哲学的烛光”下，“照出它的原形”。他呼问：我们的思想家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并感叹道：中国社会的现实“赋与我们思想家的责任实在太大了”①。“两论”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应运产生的。由于毛泽东兼具理论与实践双向结合的优势，集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的品格于一身，“两论”一改以往哲学传播的学理专著的面孔，以整个时代为背景，对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作了深刻的分析，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两论”没有丝毫的学究习气，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一代新风。

第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日常生活型上升为总结革命经验型。“两论”问世之前，为了破除对哲学的神秘化，让广大的普通群众都懂得哲学的基本道理，以艾思奇为代表的进步理论工作者曾运用日常生活的具体事例来说明一些哲学道理。这种把哲学大众化、生活化的工作是过去没有人尝试过的，甚至也不被人屑于尝试。但是，这却是很有意义的工作。李公朴评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时指出：“这本书是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这种写法在目前出版界中还是仅有的贡献”②。这类读物把哲学生活化。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哲学就在自己身边，从而变成广大群众的生活指南，起了一般哲学教科书不能起的巨大作用。“两论”发扬了这个优良传统，但是它不单单是把哲学生活化，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哲学具有了直接的革命意义。“两论”以解决革命实践的重大问题为目的，全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教导人们不单单是要正确地认识生活，而且要敢于打破旧生活，建设新生活。在中国，只有进行社会革命，推翻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因此，“两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也由于是在延安，没有国民党的干扰，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革命性是大大地增强了。

第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由诠释型上升为创造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在经过一段译介之后，到 30 年代前期，已经出现了一批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著，就拿影响较大的、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而言，应当说，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著作进行了较深入的阐述，建构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且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独创性见解，但是从总体上说，它仍然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诠释性著作。这是作者本人也不讳言的。“两论”出手不凡，产生那样大的轰动效应，正在于它不是诠释性著作。无论其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还是辩证法，都有重大的理论创

① 《国民周刊》1937 年第 1 卷第 13 期。

② 李公朴 1935 年 12 月为《哲学讲话》写的序。《哲学讲话》1936 年 2 月再版本第 1 页。

造。“两论”通过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批判地吸收古今中外的先进思想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由诠释型上升为创造型的一个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