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愤”之作

一部著作的背后，往往深藏着一段痛苦的历史。中国史书上的杰出人物不乏其例。毛泽东十分赞赏司马迁的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及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不管史书上的记载是否确有其事，但大抵反映了一种历史现象。对司马迁的这段话，毛泽东曾经感慨极深，广为宣传，是因为如他本人所说： “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①当然，毛泽东既没有蹲过大狱，也没有成为残疾人，但是他被贬职靠边站过。抗战初期，他写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发愤之所为作也”。

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发愤之作”，那么“愤”从何来呢？这还得要从毛泽东创立江西中央苏区根据他讲起。毛泽东自开辟井冈山道路后，历经艰险，终年转战，穿插于闽西、赣南之间。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前，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粉碎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三次大规模“围剿”，将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包括 21 个县 250 万人口的不小地区。这是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蒋介石数十万大军面对这块红色的土地虎视眈眈，无可奈何。但是，“这边独好”的“风景”不长。随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苏区得到了贯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是些不懂得中国社会实际的留苏学生。他们能背诵一些马列词句，就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诩，动辄以“拿本本来”唬人，狂妄地宣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他们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喇地指责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在 1932

年 10 月“宁都会议”后，曾经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竟被撤销了军事领导职务。从此，他就挂着当时中央苏区“国家主席”的虚名养病、视察、蹲点、督导，或者“随军行动”。他眼睁睁地看着亲手创建的苏区一天天缩小，最后丢个净光，进行“战略转移”。他心疼，他愤怒，但无能为力。直到 1935 年 1 月遵义会议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确立他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才使党和红军有了转机。这就是说，从“九一八”事变到遵义会议前， 他坐了三年零四个月的冷板凳。这段经历，他刻骨铭心。

“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鄙薄、讥讽，他没有忘记。他到处找马列的书来读。甚至在长征路上，他患病躺在担架上还读《反杜林论》。他后来对外国人说：“我是在马背上学的马列主义。”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有了相对安全的环境，读书条件显著改善，读书时间相对增多。为了批判王明们的“左”倾教条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他自感“我的工具不够”，“因此，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①。哲学，从某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17 页。

①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136 页；《中国哲学》第 1 辑所载郭化若文：《毛主席抗 战初期光辉的哲学活动》。

种意义上说就是“工具学”。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伟大的认识工具”。凡是在延安能找到的马列哲学著作和有关读物，他都找来读；在延安没有的，他写信请在“外面”（即国统区大城市）从事统战工作的同志买来读。

当时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毛泽东发愤攻读哲学书的情况有生动感人的记载。他写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