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思想的研究的重大进展

一个时期在一些人中流传着“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是正确的，毛泽东的建设理论是错误的”说法，为了批评这种说法，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者们逐渐转入了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深入考察，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使毛泽东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或一度卡被重视的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同时初步形成了正确研究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的方法论。

1、提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的观点。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从 1956 年 4 月发表《论十大关系》到 1966 年 5 月爆发“文革”之前，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比较突出的年代。“文革” 也可说是探索，但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失败的探索，不能与这 10 年的探索同日而语。《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提出，十年探索中，党的指导思想有两个发展趋向。一个趋向是指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和实践经验，这主要包括 1956 年八大前后一年多的思想， 1959 年庐山会议

前 9 个月的纠“左”， 1960 年冬天以后的 5 年经济调整。另一个趋向是指

那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主要是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这两种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也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有的学者还指出，就毛泽东言，他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更是这种情况，特别是到了“文革”时期，他的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被包裹或镶嵌在错误的理论与实践中，这就需要精心地、细致地、逐一地进行分析和剥离。这种艰苦的认识剥离既受到我们认识的局限，也受到历史的局限，不能一次完成，需要持久地进行。

2、考察了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贡献。研究者们认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个艰辛开拓的过程，其理论贡献大致包括：（1）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并以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为基础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系统。（2）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

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成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包括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3）认同八大的主要矛盾论断，提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后全国人民的根本任务是同自然界开战，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在 1958 年初还要求全党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4）提出了加强政治民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的一些根本方针，如“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5）提出了经济建设方针的新思路，要求正确处理工业与农业、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关系，努力开辟“中国工业化的道路”。（6）提出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构想，要求中央向地方分权，扩大企业自主权，允许开设地下工厂，搞一点私营经济，认为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又搞资本主义。（7）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8）迸发了社会主义发展两阶段论的思想火花，即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9）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 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强调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10）提出“四个现代化” 的思想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发展战略。（11）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提出了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 的战略。（12）强调搞好执政党的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13）有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和“一国两制”的思想萌芽。（14）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努力创造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这样全方位、多侧面的分析把对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3、对毛泽东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作了缤密的科学分析。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主要有两大理论错误。一是经济建设方面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空想论”，这主要是指 1958 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具体表现是：急于将多种形式的所有制改变为单一的全民所有制；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实行名曰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实为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急于扩大产品分配，缩小商品交换；急于破除“资产阶级权利”，否定物质利益原则；以“穷过渡”的方式，急于实现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二是阶级斗争方面，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否定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逐步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最后导致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有特殊的政治涵义，即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要不断地采用“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某些阴暗面的问题。其结果只能是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有的研究还指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极其复杂，对之不能采取简单否定态度，而应当是辩证地扬弃；不能只把错误看成是纯粹消极的破坏性因素，而应当善于变废为宝，把错误当成正确的先导，把反面经验同正面经验一样也看成是宝贵财富。

4 正确地论述了毛泽东的探索与新时期探索的关系。一个时期的舆论过分强调，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这种观点不全面。一些研究者以翔实的文献资料对毛泽东的探索与新时期的探索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新时期的探索所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其历史的现实性来说，虽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是它的孕育、躁动却可以追溯到 1956 年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所进行的探索。因此，放开历史视觉，从认识的发展史来考察，毛泽东的探索可视为新时期探索的“前奏曲”。有的研究还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党在现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的形成和提出，来说明新时期的探索不是对毛泽东探索的简单继承，而是在总结了过去的历史教训和改革开放的新经验之后在全新的历史高度上的发展。通过这种研究，既反对了否认两者之间联系的非历史主义的倾向，也反对了否认两者之间的重要区别的“早已有之”的观点，使对两者关系的认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