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思想方法论的提出，是以毛译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重大理论创造

中国共产党人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哲学，比较多地是通过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读物为中介的，20 年代中期以后是如此，30 年代在延安广泛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哲学，也是如此。产生这种情况是很自然的。一则俄国革命已经成功，列宁、斯大林的基本理论已为实践所证明。按照列宁、斯大林的观点和根据苏联共产党的阐释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和论述较多；二则中国的情况与俄国较为接近，俄国革命成功对中国共产党人是个极大的鼓舞，并给中国革命指出了方向，虽然中国比俄国更落后，也不能照搬俄国的经验；三则苏联是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的所在地，斯大林和苏联党实际领导着共产国际的工作，中国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从组织程序上说要接受共产国际（实际上是斯大林和苏联党）的指示；四则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其他理论如考茨基、卢卡奇等的观点在列宁时代，在苏联的哲学论争中已处于被批判地位，在中国被翻译的少，了解者少，信仰者更少，没有形成文化市场和影响。这样，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主要通过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渠道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它的哲学。

就毛泽东而言，在他认定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建构起具有自己特色的哲学理论体系的。这从他阅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他的哲学理论的形成，以及他观察问题、分析问题的思路来看，都是显而易见的。读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这一点便明白无误，不必赘述。这里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他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就不是采取学理主义、教条主义的态度，只把它看成一种理论知识，而是同时把它当成方法的。也就是说，不是作为死哲学来接受，而是作为活哲学来认识的。他在回顾自己思想的变化过程时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归结为“阶级斗争”四个字，诚然有些过于简单化，不很准确。但是，这一段话说明，毛泽东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包括它的哲学，是很注意“认识问题的方法论” 的。这是他优于和高于党的其他一些早期领导入的一个突出品格，也是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奥秘之一。所谓“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就是思想方法论的初始形态的表述，也可以说是他后来形成“思想方法”概念和提出“思想方法论”的萌芽。

在 20 年代前期和中期，毛泽东就是如上所述，抓住“阶级斗争”四个字，去发动社会各界群众进行反对地方军阀政府的斗争，发动工人开展反对资本家的斗争，随后又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开展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的。这是他在建党和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重要革命活动，在这一时期，尽管他参加了建党，在共产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以及在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中央机关都担负过一定责任，但是他领导革命的雄才大略、理论卓识和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21—22 页。

方法功能，都是大革命失败后自上井冈山开始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才显露出来的。

在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初期，一方面，由于马列著作还没有大量被翻译介绍到国内；另一方面，由于戎马倥偬，毛泽东无暇系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但是，他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以及对于军事工作和地方工作的指导，都贯穿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在 1929 年 12 月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他强调反对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提出“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①。随后在 1930 年 5 月的《反对本本主义》的著名哲学论文中，他明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意义，初步地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反对对待马列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错误态度。这篇论文既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也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色。尽管这时他还没有使用“思想方法”这个概念，但已经开始强调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来看待马列主义理论，努力解决党的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这是很明显的。

“思想方法”这个概念，就目前国内著名学者的著述来看，艾思奇是使用较早的一个。他在 1936 年 10 月就著有《思想方法论》一书。毛泽东在延安阅读了这本小册子，并作了少量批注。这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已经收录。但是，艾思奇讲思想方法论，更多的是从认识的形成过程，即感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演绎这样的辩证逻辑的视角来提出问题的。与毛泽东从更广阔的视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即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提出思想方法论不完全一样。如果说，艾思奇阐释的思想方法论基本属于狭义的，那么，毛泽东视野中的思想方法论则属于广义的。今天，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讨论思想方法问题的。

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方法”思想非常活跃。他在 1937 年 7、8 月讲演的《实践论》、《矛盾论》，既是毛泽东哲学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革命经验进行哲学概括的典范，是教育党的干部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的经典教材。我们对于“两论”的理解要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不能单纯认为它只是哲学理论著作，而应当看到它同时具有深远的思想方法意义。如果忽视了后者，就不可能充分估量它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能，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它的无限生命力。学习“两论”，不能采取学理主义态度，只作为理论知识来学，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毛泽东分析问题的思路，即作为思想方法论来学习。事实上，毛泽东写作“两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党的干部的思想方法问题，教育干部如何正确地对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这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两论”的题注说明了这一点，作为“两论”的重要准备著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也体现了这一点。这篇著作阐述革命战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实际上是教育干部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这篇著作中号召全党努力学习马克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33 页。

思主义的方法，指出：“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①毛泽东讲授“两论”时发挥了这个思想，比较充分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和第三章，毛泽东明确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同时又是无产阶级认识周围世界的方法和革命行动的方法，它是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体。还说，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世界观同方法论是同一个东西。认为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就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什么单独的方法论。他随后（1937 年 9 月）写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在批评自由主义时，就强调自由主义者“以抽象的教条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是一部分人的方法论”②。这是其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思想的一次重要发挥。“两论”的创作和毛泽东关于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思想，既是他的哲学理论发展的一次飞跃，也是他从思想方法的视角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次升华。这为他在整风运动中明确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果说写作“两论”时，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建构自己的哲学理论体系，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理论，那么，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则是进一步深入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教育干部克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并初步地形成了他的“思想方法论”体系。

延安整风，一般他说，是从 1941 年开始。但是，严格他讲，它的准备阶

段或者说思想发动阶段则从 1938 年 10 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就开始了。这次全会揭开了批判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序幕，正式地确认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对全党的领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号召全党普遍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他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①显然，这些思想是承续了斯大林的观点。但是，他不是简单地重复斯大林的观点，而强调了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个光辉的命题。也就是说，他进一步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皙学的方法论功能。

由于毛泽东的带头学习和大力倡导，延安的党政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潮。毛泽东领衔发起成立了新哲学会。延安的许多机关和学校也成立了哲学研究小组。陈云在1987 年 7 月的一次谈话中回顾当时的情景说：那时，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

在中组部成立了 6 入学习小组，除他外，还有李富春、陶铸、王鹤寿、陈正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 卷第 212 页。

② 这是原发表稿的表述。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2 卷时修改为“这是一部分人的思想方法”。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 287 页。

人、王德。从 1938 年开始，坚持学习了 5 年。毛泽东先后三次同他谈过要学哲学，并派教员和培元帮助他们学习。当时延安十分缺乏教材。为了满足学习的需要，新哲学会由艾思奇出面编辑《哲学选辑》一书，荟萃了当时延安能找到的中外新哲学名著的精华。延安开展的这些哲学活动，其目的都不是单纯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是按照毛泽东的倡导，通过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总结革命战争经验和工作经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许多干部包括重要领导干部，通过这次哲学理论的学习，思想理论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陈云曾多次讲到他在延安期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所受到的教益。在 1987 年 7 月的这次谈话中，他继续回忆指出：“我个人的体会，学习哲学，可以使入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①正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方法的熏陶，陈云在 1939 年 12 月写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一文，指出：“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原理和思想方法，就会自然地同自己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把具体经验提高到一般理论，再拿这种一般理论去指导实际工作。”②这段文字不仅记录了他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深切体会，更重要的是在迄今公开出版的党的领导人的著作中，比较早地使用了“思想方法”这个概念。

随后在 1940 年 1 月，中共中央专门以文件形式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号召“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并把学习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列为“高级课程课目”，1941 年 5 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整风动员报告，不仅第一次提出“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而且尖锐地批评了党内盛行过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深刻地阐述了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整顿学风、端正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和方法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应该“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抛弃那种“不是为着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恩、列、斯那里找立场找方法，而是为理论而理论，为马、列而马、列”的错误态度，强调要学会“运用马、恩、列、斯的立场与方法，具体地研究中国现状与中国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与解决中国革命问题”③。

从目前查到的文献看，毛泽东明确地使用“思想方法”概念是在 1941 年秋中央政治局整风期间。1941 年 8 月末，为了加强中央对全党整风学习的领导，由中央负责同志组织成立了思想方法的学习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9 月 26 日，中央又决定在各个地区成立高级学习组，组织各地方和军队主要负

责人首先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中国共产党 20 年的历史，以总结历史经验。9 月 29 日，毛泽东给中央研究组和各地高级学习组写信，明确提出在学习和研究中贯彻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方针时，“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并指定将当时在延安流传的一些马列重要著作和介绍马列理论的教科书，作为研究思想方法论的学习材料。为了宣传和贯彻这个精神，一月之后，毛泽东于 1941 年 10 月 30 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他从思想方法的角度，通俗易懂地阐

①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362 页。

② 《陈云文选》第 1 卷第 189 页。

③ 1948 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 937 页、934—935 页、933 页。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时作了修改，增加了“找观点”的表述。

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强调不要做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去分析新的事件，解决新的问题。他说：如果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就够了，列宁为什么还要写《帝国主义论》呢？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真理与方法，到处都用得着。我们要根据实际环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而不是不问实际情况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我们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为的是要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与方法来分析中国的实际，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这样，毛泽东进一步明确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强调掌握思想方法论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途径。

1942 年初，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毛泽东在当年 2 月 1 日和 8 日分别作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进一步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号召全党干部端正学风。他指出：所谓学风，“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能够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应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①。这又把思想方法问题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规定高、中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学习范围分为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项”；学习“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这里的“思想科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而提出的，这样的概括不单纯是为了在行文上与“政治科学”、“经济科学”、“历史科学”等提法相对应以求得协同，而且表明了中央在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以什么作为中心环节的一种看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研究思想和思想方法，但突出对思想和思想方法的学习研究，并把这样的研究称之为研究“思想科学”，也说明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思想方法论何等重视。

根据党中央作出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毛泽东在作完《反对党八股》报告后不久，召集了一个有在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他提出要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关于思想方法的论述摘录出来，系统地编成一本《思想方法论》，以便帮助广大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整顿党的学风和文风。他说，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参加这样的工作也是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努力，这本书编成后（主编为艾思奇），毛泽东又亲自审看。这是一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的好书，在延安印行后，对教育干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在 1949 年春天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央规定了“干部必读”

的 12 本书（由毛泽东编审），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被列为其中之一。这本书在各老解放区出过好几版，全国解放后还出过数版①。

建国以后，随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化，他把哲学视为方法论、视为思想方法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对于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作了许多阐发，丰富和充实了从抗日战争以来建构的方法论系统，使之成为毛泽东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① 1948 年东北书店印行的《毛泽东选集》第 941 页、942 页。

① 温济泽同志当年参加过这本书的编辑。1983 年，由他主持对这本书做了修订，以马恩列斯《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为新的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非常重视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广大群众和干部能够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 1955 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 “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②。根据毛泽东强调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的思想，陈云在 1957 年 1 月对国务院系统的干部讲话，明确提出：

“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把思想方法搞对头。因此，首先要学哲学，学习正确观察问题的思想方法。”他还指出：“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问题在思想方法。因为思想方法不对头，所以经验提不高。这一点，对于任何工作岗位的同志，对于解决任何问题都是重要的。”③从延安整风以来，陈云一向重视思想方法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过程中，他能保持清醒头脑，没有跟着风头犯错误，与他始终坚持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为了把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工农业建设，毛泽东在 1958 年 1 月主持制定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年之

后，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毛泽东又在 1959 年 4 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十六条”。这里虽然讲的是工作方法，实际上是毛泽东为使较为抽象的思想方法变成较为具体的工作方法，从而使思想方法论扩展到一个新的实际的层次所作的思考。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这段话简要他说明了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具体关系。从理论上讲，方法论系统有不同的层次和环节，包括认识的方法和实践的方法，思想方法作为一般的认识方法而言，主要是指人们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则要求人们站在正确的立场上，用正确的观点，系统周密地占有材料，并从中引出理论、计划、方案、决策和办法。世界观在向方法论转变时，首先直接转变为思想方法，然后转变为其他具体方法。因而，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世界观转变为具体方法的中介，也是方法论的最高层次。工作方法主要是指人们改造世界的实践方法，对领导者来说就是领导方法。它侧重于要求将理论、路线、计划、方案、决策付诸实施，贯彻落实。这是一个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过程。两者相比，思想方法对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起着决定性作用，工作方法是思想方法在实践中的外化。因此，可以说，工作方法的实质是思想方法问题。

到了 60 年代前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还

在 1953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他就说过：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1960 年 3 月，在天津会议上，他进而指出：哲学是一种方法，是一种架子，不懂得这个架子，办事就要差一些，想问题就要差一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强调哲学就是认识论。1963 年 5 月，他在杭州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1964 年 8 月，他在北戴河的一次哲学谈话中还说，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别的没有。他要求全党不厌其烦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这一年 12 月中央领导同志的

② 《毛泽东选集》第 5 卷第 145 页。

③ 《陈云文选》（1956—1985 年）第 38 页。

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有段对话，进一步阐明了认识论与思想方法论的关系。刘少奇说：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毛主席特别强调马列主义的认识论，这就是我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毛泽东接着说：历来讲认识论这一套，不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你离开了具体工作，那些哲学干什么呀？那就没有用了嘛。当然，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这里讲的认识论是指广义的认识论，即包括总的世界观、方法论，实际上指整个哲学。此外，认识论还有狭义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关于人的认识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理论。狭义的认识论只是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毛泽东讲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显然是指前者。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与恩格斯、列宁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更加强调了哲学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提出这个论断为他的哲学就是一种方法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理论升华，也使强调哲学的思想方法论功能有了更加明确的理论根据。

几十年来，毛泽东一直倡导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一个重大的创造。从理论上看，强调思想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和实践性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功能更加活生生的体现出来。从社会实践的效用看，强调思想方法论更能使广大干部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使之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正因为如此，陈云在 1987 年 7 月与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人谈话时再次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把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①。这充分说明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学习和掌握毛泽东倡导的思想方法沦的极端重要性。

① 《陈云文选》第 3 卷，第 36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