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最初胚胎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在现阶段，简言之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前面已指出，从本来的意义讲，它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形成的。现在追根溯源，能否说在西柏坡，在 1948 年九月会议和 1949 年七届二中的全会上，就有了关于这条道路最初的思想胚胎，或者说它是处于胚胎状态呢？我想是可以的。

比如，“一个中心”。现在对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后，认识到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各项工作的中心、核心或重心。当时不可能有这个思想。但有了这个思想的胚胎，认为党进城后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和服务于这个中心，也就是为经济建设让道。这在七届二中全会是明确的。尽管在理论上没有提得像现在这么高，而且也不是作为搞社会主义来提出的，但是这个思想的轨迹是清楚的。沿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而不反复，“一个中心”就是它的必然逻辑。

今天所说的“四个坚持”的内容，在西柏坡也明确了。邓小平在 1979 年作“四个坚持”的概括时就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把“四个坚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这个“一贯”的起点就在西柏坡。党的领导这一条不成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着重讲了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问题。社会主义道路、目标、方向这一条，前面已经讲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一般以为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最早提出的，其实是在九月会议上明确的。这年 6 月，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中，提出了在今天的中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讲的 8 条的第 3

条，就已规范地表述我国的国体是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指出在我国不能搞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和三权鼎立。这话很明确。他说，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的，过去北洋军阀搞议会制，搞出那么多丑闻，槁到那种状态，不可取。“袁世凯、曹锟都搞过，已臭了”。我们不能走议会制道路，不搞三权鼎立，而是要搞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搞人民代表大会制，搞民主集中制。既然“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正式提出是在西柏坡，那么它当然就成了这一条的源头。至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七大已经明确为我们党的指导方针。经过延安整风和第一个历史决议，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已在全党形成共识。在西柏坡，毛泽东一方面是谦虚，一方面是由于苏联的压力，提出不要与马恩列斯平起平坐，马列是主干，我们的东西是枝叶。所以，当时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划掉，不作宣传了。但七大决议在那里，七大党章有明文规定。七届二中全会并没有对这一条提出疑问。所以“四个坚持”的思想在当时就很明确了。建国后，“四个坚持” 的思想越来越成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才作出那样明确的概括。

改革开放是另一个基本点。我们现在所说的对社会主义体制的改革思想，当时没有，这个不能含糊。但如果不讲本意，泛意上的改革思想那还是有的。当时的改革，就是改革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兴利除弊，扫荡一切污泥浊水，实行各种社会改革。这在七届二中全会都谈到了。这是关于改革。关于开放，像现在这样的开放意义，开放局面，当时不可能有。但广义上的开放思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明确了。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人做生意，不管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只要有生意可做就做，至少现在有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在同我们打交道，他们可以互相竞争。这就是一种开放意识。这与后来一个时期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对外不闭关锁国，不封闭自己。这一点在西柏坡是明确的。 50 年代中期以后造成封闭状态是有各种原因的，包括帝国主义的封锁、苏联撤走专家、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逐步从开放意识转变为封闭意识。但在西柏坡时还是讲开放的，尽管随后提出“一边倒”的政策，但这不妨碍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要往来，还要做生意。这种开放意识与我们现在讲的开放，从思想认识路线上说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分析问题是不是牵强附会呢？不是的。首先明确地肯定了，从本意上讲，当时没有现在所讲的具体内容；但是追根溯源，从广义上去理解，上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胚胎，那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研究“西柏坡精神”，应当放宽视野。有的同志从党的建设角度，提出“两个务必”

——即“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这无疑是“西柏坡精神”的很重要的内容，但是“西柏坡精神”的内涵不能局限于此。上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源头的分析，是从政治方向、道路的角度讲的。在西柏坡，确实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转变到社会主义，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精神。这样的分析，可以将“西柏坡精神”的内涵揭示得更丰富些，邓小平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有了这么一个视野，我们就不难发现，“西柏坡精神”是这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4 卷第 1438—1439 页。

两条伟大道路的交汇处和衔接点。毛泽东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在西柏坡即将走完，这里是最后一站；同时，“始于毛泽东” 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又从这里开始，是最初的原始源头。因此， “西柏坡精神”作为两条伟大道路的历史转换处，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它的内涵值得继续挖掘。这也应当成为立足于中共党史研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