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强调走自己的踢，对中国社会主义

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是独立自主精神的具体化

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既是实事求是的思想，又是群众路线的思想，也是独立自主的思想。这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同一个问题的三位一体。独立自主，最根本地就是说，任何国家的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适合本国特点的道路；而要完成这项事业，主要应该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力量。因此，独立自主，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的必然结论。

在《论十大关系》和《正处》中的独立自主思想，主要表现为：

（一）在经济建设方针上，提出了区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苏联发展重工业的道路被视为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的道路根本对立的唯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但是这条道路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来追求重工业的片面发展，其所付的代价异常沉重。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经验，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党中央和毛泽东认为决不能再走苏联的老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思想，既是从中国是个大农业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来的，也是对苏联工业化道路进行深刻反思后总结出来的，在《正处》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说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后来毛泽东比较中苏两国的发展道路说：“斯大林的缺点是过份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前几年东欧国家也有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①。毛泽东的这个比较说明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形成的思路。

（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进行了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模式的初步探索。建国之后，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在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方面它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论十大关系》提出的中央向地方分权、发挥地方积极性和扩大企业自主权、发挥企业积极性的思想，就是要改革基于苏联模式建立的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经济体制。随后，对工业、财政、商业管理体制实行部分权力下放，就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所进行的第一次重大改革。

（三）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创造。苏联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一党制，我国实行什么体制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是一个需要明确的大问题。《论十大关系》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在此期间召开的座谈会上还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在《正处》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民主政治制度。这是我们党的一项重大的民主政治建设。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既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建立的，

① 毛泽东 1959 年 12 月至 1960 年 2 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谈话。

也体现了我们党的独立自主精神。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民主党派“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而且是参政党，在世界上像这样特殊的政党政治体制是罕见的。

（四）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的“双百”方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方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在《论十大关系》发表期间和《正处》中提出又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由于照搬苏联经验，我国的科学文化领域也受到了苏联学术批评中的粗暴作风的影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科学研究中，只许发展一种学派，不许发展另一仲学派，例如在遗传学中强制推行苏联的李森科学派，禁止西方的摩尔根学派；在学术讨论中，对不同意见动辄打棍子、扣帽子，严重影响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双百” 方针，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①在《正处》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双百”方针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繁荣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必由之路。明确宣布“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提出之后，不仅受到国内的干扰，在国际上也被曲解。无论是来自西方的还是东方的舆论，都把它视为“自由化”的方针。党中央和毛泽东顶住了各方面的压力，坚持走自己的路，努力在科学文化工作中贯彻这个方针。尽管在五十年代后期和“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受到严重破坏，但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井体现独立自主精神的正确方针。

① 毛泽东 1956 年 5 月 2 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