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

方法功能的历史原因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并加以特别强调，也是历史的产物。具体原因有这样几点：

第一，这是由中国革命斗争异常无比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艰巨性所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革命理论，是立足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设想和阐发的。列宁所在的俄国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较为落后，但在地缘关系、文化传统方面却与欧美国家比较接近，有不少相通之处。俄国的无产阶级在接受、理解和运用马、恩的革命理论方面，比其他地区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相对地要方便一些。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远比俄国落后，且地处亚洲东方，其文化传统与欧美相距甚远；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薄弱，城市无产阶级力量相当弱小，农民群众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作为革命的直接敌人，不仅有本国的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还有外国帝国主义，相对于幼弱的革命力量而言，显得异常强大。在这样的条件下怎样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比起俄国革命来说，更需要开创精神。既然在马列主义的本本里没有如何进行中国革命的现成答案，就只能根据马列的一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制定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这就要更加艰苦地学习、掌握和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中国革命是在敌我力量无比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经过了 22 年的武装斗争才取得胜利。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没有第二例，在所有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中是最为惊心动魄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搞地下斗争时间较长，但搞武装斗争的时间并不算长。而我们党搞地下斗争的时间比搞武装斗争的时间更长。我们党所进行的，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在白色恐怖下的地下斗争，环境都是难以想象地异常艰苦，斗争是空前异常地残酷。这种特殊的环境和斗争，既考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意志，也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方法，使他们学会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理、原则运用于党的全部实践活动，把科学的世界观具体化为正确的思想方法，以及由此派生的领导方法和其他工作方法，从而创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以思想方法为核心的方法论系统。

第二，这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受到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不正确干预，致使中国革命受到过极大危害的情况有密切关系。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正确的指示，对中国革命有巨大的帮助，特别是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的著作使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了很大的教益，从中学到了如上所述的怎样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与实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等许多正确的思想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永志不忘的。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那种不合时宜的体制和机制，由于斯大林的大党沙文主义以及一些错误的指示，特别是通过扶植王明等人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来贯彻他们的错误主张的做法，使中国革命在 20 年代后

期和 30 年代前朔濒于绝境。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抵制、反对和纠正受共产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82 页。

际和苏联共产党所支持的党中央的错误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不能不强调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不能不强调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里正是用列宁反对第二国际、斯大林捍卫列宁主义的办法来反对中国共产党内的那些坚持错误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用斯大林之矛来攻斯大林之盾，因为王明路线实际上是斯大林路线。尽管苏联党对延安整风运动批判王明不满意，但是毛泽东对上述思想的强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我们党强调思想方法论，实际上也是把列宁、斯大林曾经提出过的正确思想向前发展了，并升华到一个新的层次。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当年在我们党内造成的危害之大，影响之深，是我们这后一代人无法感受到的，而参加过延安整风的老同志却有深切的体会。说延安整风是继五四运动之后又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是因为它解放了党的思想，破除了对教条、本本之类的迷信。从毛泽东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反对本本主义》到整风运动，其批判矛头都是一个，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方法论就是在反对这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逐步形成起来的，也可以说是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理论成果。

第三，这是针对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理论准备较差、干部文化素质偏低的弱点而探索出来的一条带有补课性的、使其后来居上的学理论的“捷径”。中国共产党与欧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她不是在一

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较长时期的学习和研究之后再成立，再去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相反，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时间相当短。从李大剖赴日留学寻求革命真理，接触马克思主义，到党在 1921 年创立，不过几年时间，比起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从接触马克思主义到成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时间要短得多，后者所经历的时间几乎是前者的一倍，再则，中国那时翻译出版的马列著作，特别是全译本的重要著作比较少，也影响了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最先在中国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但时间是在十月革命之后的 1918 年冬。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更晚一些，如他本人说，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是在 1920 年。随后，他就参加组建中国共产党。刘少奇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时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精神，并不比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差，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因此，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幼稚与错误而引起全党或重要部分的失败”。这个缺点“仍未完全克服”①。这个估计是符合实际的。在理论上是如此，对于中国社会实际状况的研究也是如此。拿俄国而言，列宁写过《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对俄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较为详尽的调查研究，其他人也有这方面的著述。在这之前，俄国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行过考察。这些都为俄国无产阶级认识俄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制定革命的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3 卷第 839 页。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 220 页。

策和策略提供了有益的文献资料。与此不同，中国缺乏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材料。毛泽东对这一点感触尤深。他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②毛泽东所以那样重视调查研究也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此外，从当年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的文化素质看，也是很差的。在高级干部中——更不必说一般干部，上过大学，有较高文化学历的极少，小学毕业、中学毕业这样文化程度的干部也算佼佼者，大多数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工农出身的干部。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在参加革命时不仅没有学过什么马列理论著作，连识字也不多。但是，他们有较高的革命觉悟。为了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生活，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参加革命后奋不顾身，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辞，凭着一股革命热情努力工作。他们不是先学好了理论再参加革命的，而是先参加革命，在革命斗争中不断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增长革命才干的。他们是在于中学，边于边学的。对于大批这样的干部，要让他们像进学校那样一本一本地去学理论著作，熟悉理论知识，然后再去工作，这是不实际的，也是不可能的。这些干部是我们党的顶梁柱，离开了他们，许多工作就没人干了。又要他们做好工作，又要他们掌握马列基本理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学习基本理论时，强调主要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尽管马列著作中的不少具体的概念、知识、材料一时搞不清楚，但是掌握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就能够融会贯通、一通百通，积累经验，提高本领。我们党有那么一大批老同志，文化学历虽不很高，但却成为治党、治军、治国的革命家，在革命战争岁月能打败从军事学校受过正规训练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指挥的军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够做好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工作，秘诀在哪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陈云那样强调学习理论最要紧的是掌握思想方法，那不仅是他个人的经验之谈，也是整个老一辈革命家的共识；也是我们这个党，尽管总的来说不少干部的文化素质不高，理论修养的基础不深，但是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度过重重困难和挫折向前发展，并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最要紧的是掌握思想方法”，这句话不仅揭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义，而且也概括了我们这个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路。虽然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出来的学习经验，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具有普遍意义，至今仍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南。

第四，我们党强调学习思想方法论，也与毛泽东本人的文化性格和理论思路有密切关系。

毛泽东出生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的历史时代，从小就有着强烈的救亡意识。还在辛亥革命之前，他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格言自勉。与政治上的激进意识相适应，在思想理论方面，他强调探求“大本大源”和改造哲学，对于顾炎武等人的“经世致用”的“实学”特别赞赏。从毛泽东的早期著作如他在湖南第一师范听课所做的笔记《讲堂录》中，可以看到他所受的思想熏陶。无论对于国学还是西学，他都强调以分析批判的态度对待，反对简单地照抄照搬。他虽然潜心研究中外古今的大量典籍，但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 17 页。

一贯反对死读书，主张活读书，提倡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因而他注重社会考察，经常到长沙附近各县去“漫游”。1918 年在一师毕业之后，许多同学纷纷出国留学探求新知，毛泽东却不以为然。他在 1920 年 3 月致周世刽的信中说：“吾人如果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点力，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提出：“吾们讨论各种学理，应傍着活事件来讨论”。这说明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对于学习中西文化，包括外来理论，就已经有了要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进行调查研究的膝陇意识。这是很难得的。这也是他比同时代的青年学子的思想略高一筹之处。

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这种思想性格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前已指出，他读了《共产党宣言》之后，懂得了阶级斗争的道理，便把“阶级斗争” 作为认识问题的方法去进行革命斗争了。他读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在他的同代人中虽然不是最多的，理论素质也不算最高的，但是他掌握了思想方法这个法宝，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另辟溪径，不久就脱颖而出，成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

毛泽东的这个经历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很不一样。马、恩无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创立了第一国际、第二国际，领导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支部和工人运动，还参加了 1848 年的法国革命，并总结了 1871 年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但他们的主要精力则是放在理论活动方面，即建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这也是事关千秋万代的伟大功业）。列宁亲自领导了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初期的工作，但他不幸过早地去世了。毛泽东的一生独具风格。他的主要精力和主要活动是在实践方面，而不是理论方面。他专门从事理论著述的时间不是很多，除早年求学和专门从事革命宣传工作的时期外，主要是在延安时期。建国后他没有集中地专门进行理论研究。50 年代末，他辞去共和国主席职务退居二线，本来是想腾出时间进一步总结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的，但实际上没有安下心来，因而他要写新的实践论、矛盾论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因此，毛泽东首先是革命实践家，其次才是革命理论家、哲学家（这不是说他的理论贡献不如他的革命实践，也丝毫不存在要贬低其理论家、哲学家地位的意思，而只是就毛泽东个人活动的比重进行比较）。他研究理论是为革命实践服务的。这一经历决定了他不能不更加注重思想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作为中国共产党 40 多年的主要领导人，他的文化性格和理论思路不能不对全党发生重大影响，因而，不能不成为我们党强调思想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个人的作用对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来说属于偶然性因素，但由于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其关于哲学的主体性、实践性思想总要在实践中以这样那样的形式加以强调，这就不能不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性往往通过个人的偶然性体现出来。我们党强调思想方法论，尽管在一定程度或一定形式上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人色彩，但并不影响它所具有的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