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阶段：1985 年至 1989 年政治风波前。这是毛泽东研究出现某些曲折的所谓“双向”发展较为突出的阶段。

自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社会思潮上，对毛泽东的认识一直存在着“双向”，在“基本否定”与“主要肯定”之间存在着较大反差，甚至深刻的对立。这对研究界也有一定影响。《历史决议》发表后，情况有所好转。但是，

① 它的原本是 1980 年版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与党在这个阶段的工作状况相类似，毛泽东研究在这个阶段也出现了某些明显的曲折，尽管曲折不是全局性的。这个阶段的所谓“双向”发展即是：一方面，随着《毛泽东著作选读》和其他毛泽东专题文集的出版以及一些相关文献的披露，绝大多数研究者继续遵循《历史决议》指引的方向，使研究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另方面，由于放松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极少数研究者发表了一些带有错误倾向的著述，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但是，前者是主流、于流，后者属于支流，有的是潜流。

这个阶段毛泽东研究的主流作品，与前几年相比较有这样一些新的气象：

从研究思路看，既有政治视角的研究，又引入了文化视角的研究。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一些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渐渐地从政治分析转向文化透视，运用形而上的思辨理性，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揭示毛泽东的思维深层的文化结构，阐释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和毛泽东个人思维空间的优特性与局限性。这样另辟溪径的研究，虽不无偏颇之论，但除走上歧途音外，一些有价值的论著给研究论坛吹进了一股清爽的风。

从研究方法看，在解析性研究之外，继续强化了综合性研究，无论在体系研究、专题研究还是断代研究等方面都获得了一些新成果。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得较为显著，不仅强化了对毛泽东与老一辈革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而且在更大更广的范围内开展了某些比较研究。有将毛泽东与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们进行比较的，还有将毛泽东与国外思想家们、与国际共运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们进行比较的。不少比较研究经过求同、求异分析，拓展了对毛泽东一些思想的认识。有的还引人了外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方法。有的尝试着运用系统论等新的科学方法来开展研究。这不仅推动了健康的古今文化、中西文化的交融，而且有利于表现毛泽东思想作为开放思想体系的特点。过去单一的、封闭半封闭式的研究开始转向开放式的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条件。

就研究对象言，对毛泽东的研究已呈全方位态势深入展开。在对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加强研究的同时，也开展了对他本人的错误思想的研究。在研究正确思想方面，研究重点已由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理论转向社会主义时期的理论。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思想、改革思想以及新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的探索的发展的思想的研究，已成为这个阶段的研究重点之一，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初步成果。

就研究成果言，这个阶段发表的研究文章虽然有所减少，但出版的各种著作达 70 多部。并不少于前一阶段。这些著作中，有三方面的比较突出：第一，思想研究史类的著作成为一个热点。不少学者转向系统考察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出版了这方面的多部著作。第二，介绍毛泽东生活的纪实性著作如雨后春笋般竞相面世。如果说 1986 年的《毛泽

东的读书生活》还属于“严肃音乐”性作品。那未 1989 年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为代表的一类读物，则被喻为“流行歌曲” 类作品。这类读物仅 1989 年就出版了 10 多部，其中较好的，对于介绍伟人毛泽东的凡人生活、破除长期存在的神秘色彩或一些讹传起了一定作用。第三，翻译国外的研究毛泽东的著作较多。自 1983 年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情报交流会召开后，不少单位加强了对国外研究信息的搜集，组织翻译了一些著

作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于 1986 年率先编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

辑》丛书，其第一本施拉姆著《毛泽东》的中译本发行 50 万册。其他译著蜂

拥而上。这个时期出版的译著达 10 多本。这些译著对于开阔视野、了解国外研究信息起了一定作用。

这个时期的错误倾向比较突出的著作（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精英”们的讲演、谩骂文字和纪实文学作品当另论，不在此列了），可以《论毛泽东现象》和《实践主义批判》等为代表。前者虚构出所谓毛泽东“仇父恋母情结”，通过“精神分析”来“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影响，诋毁毛泽东的政治品格；后者主观随意地对毛泽东与马克思、列宁的哲学思想进行所谓“比较”研究，全盘否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