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新时期城镇体系理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从新的视野去认识城市体系结构就十分必要。而城市体系规划布局理论也与工业化时期有明显的差别，主要有下列方面：

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与城市化。按照沃勒斯坦研究，世界体系具有核心——边缘劳动分工的特征，形成核心国（ core countries）和边缘国（periphery countries）间关系日益明显的不对称结构（Wallerstein，1974a，1974b）。核心国与边缘国的关系实质上是帮助核心国发展，其结果是边缘国成为不发达的国家。不同的全球过程通过世界体系的历史重新组织核心-边缘的劳动分工（the core-periphery division of labour），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在这种等级体系体制下，核心和边缘相联系的机制包括了不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今天，跨国公司成为这种不平等经济交流的重要机构，致使核心国从中获利（Chase Dunn，1989）。

有关核心-边缘关系和发展的研究为世界体系理论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现在，世界体系结构和过程已经与国家城市化形式、不同城市的社会结构和全球城市规模等级体系相联接。

全球与地方联系：新的城市等级体系关系。全球化过程对城市发展造成的可能影响是，大公司及其管理机构倾向于集中在少数的城市或城市区域，而处于等级体系较低层次的城市，其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功能将进一步削弱。萨森（Sassen，1991）通过城市动力学与全球化过程的研究曾得出三个重要结论：①每个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轨迹主要依赖于它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程度；②更多的城市正成为直辖市和管理全球化过程活动的一部分；③少数几个重要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由其金融部门组织的

规模来决定。总之，各城市按照它们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以及控制、协调和管理这个过程的程度在国际城市等级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很显然，经济全球化使城市体系内城市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化，而且城市体系的地理界线扩展到国家界线以外，位于不同政治制度国家的城市共同组成全球城市等级体系网络。新的城市等级体系按国家与全球经济系统密切程度形成“核心”、“半边缘”和“边缘”相交的等级体系内部结构。

城市间相互作用新途径：信息网和航空网。由于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城市体系内城市间相互作用主要通过下述三个新途径实现：①城市的全球服务业、经济部门与国际通信网络中枢的连接。电子数据的采集和传输能力是城市、区域或国家产生比较优势的基础。在城市的层次上，这些包括电信埠

（teleports）的建设并与全球高附加值的通讯网络联接，如 Internet。由于生产性服务和电讯系统的全球化出现，在空间上已经产生新的不平衡发展模式，即：世界城市的增长，离岸银行中心的出现以及在低工资国家出口加工区和跨国公司代表处（back offices）的设置。②航空网。航空网与超高速火车（TGV）的结合，被认为是一种最先进的流动技术。它的运行速度和长距离能力使它成为人民和生产不可缺少的高附加值交通方式（Bruinsma and Rietveld，1993）。城市在全球航空交通网络中的地位能被用于衡量该城市在全球城市等级体系中的位置的一个指标。史密斯和廷伯莱克（David Smith and Michael Timberlake，1995）曾应用这个原理，按航线旅客流数据重建世界城市体系的等级系统。③通讯服务业网。通讯服务流也能较好地反映城市在等级系统中的地位。分析结果表明，在世界城市乃至比较重要的城市，通讯服务流往往高于普通城市许多。由于通讯服务和全球城市间的密切关系，人们开始关注通道建设和改善城市间的基础设施，运用集聚经济原理营造多极的网络城市（network cities）模式（Batten，1995）。

城市职能演化：全球重建与新国际劳动分工影响。全球重建

（ globalreconstructuring ）是 90 年代新概念。它不同于全球化

（globalisation）和全球化过程（the process of globalisation）。全球化是一种文化现象（Robertson，1992），全球重建则是世界经济秩序和国际生产分配系统的重组。

近 10 年来，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20 世纪晚期是福利资本主义国家反工业化和边缘国家制造业增长的新国际劳动分工出现时期。

全球经济重组在全球城市体系的反映首先是对工业化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认识。

当工业生产在不发达国家或边缘区兴起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不同影响变得日益明显。制造业的专门特征和组织以及地方企业间的连接也使世界市场与国家和跨国资本变得日益重要。在一些区位保持低附加值的出口平台（export platforms）非熟练的便宜劳动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工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开始生产高附加值资本密集型产品（Gereffi，1992），而在发达国家则牢牢控制尖端技术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开发权。这种格局构成了新国际地域劳动分工的内容。

卡斯泰勒（Castells，1994）将不同的全球重建和世界城市结合在一起。新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工业形式以及生产和经济竞争相关等所有这些都构成当代城市形态和功能的主要影响。首先，他解释了信息城市也是生活在新城市贫困化和新城市边缘中的移民和少数民族集团的二元城市。其次，卡斯泰勒

强调主要城市地区是不同类型的重要流经过的至关重要的点。他说：“国家

——国际商务中心是信息全球经济中城市经济的发动机”。获得这些流的基础设施需求量巨大，在空间上不平衡分布使得大多数这样的地区很难与大都市竞争。最后，他重申信息城市也就是全球城市，它涉及到决策和信息处理中心网络中全球经济的功能。

参与全球城市体系竞争必由之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区。在最近的 20 多年中一系列的科学和技术创新铸造了一个高新技术的王国。这个高新技术王国的科技核心在于微电子技术。尽管这个新的技术王国形成不久，但它已经对社会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概括起来，具有两方面的基本特征：①核心的高新技术集中在信息处理，它的原材料是信息，它的输出也是信息。集成电路加快了信息处理的过程。②高新技术创新的主要影响在生产过程，而不是最终产品。这样大大促进了信息经济部门的增长。

很显然，这两个特征也对现代社会，尤其城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城市的生产、消费和管理组织中的弹性加强。由于所有生产过程的弹性增长，新信息技术大大缩短了经济与社会间的距离，正在铸造一个新型的高新技术工业空间，新型的城市间劳动地域分工便应运而生。

有关高新技术工业与空间结构的关系显示出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分布在大都市区。这种区位偏好和空间差异的形成主要在于：高新技术区与工业发展历史和技术创新源密切相关。

新的国际劳动分工导致世界城市体系的出现，其世界城市也被认为受全球金融、生产者和商务服务的控制和协调。

全球性跨国新型城市体系的出现造成了城市间新的不平衡增长，在这个新的城市体系内，有些城市成为公司服务、市场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国际协调枢纽，有些城市则作为全球经济的战略地点出现。然而，大多数城市，甚至包括一些特大城市，却不能作为新的跨国城市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只能是传统的城市体系——国家级城市体系的继续。

经济全球化和主要产业的全球化（从汽车制造业到金融业）对不同类型的国家城市体系有着明显的影响。这可以反映在世界涌现出了①首位城市型体系——首位城市在人口、就业和 GNP 的比例上明显占优势及市场的首位度高。这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但发达国家也有，如日本东京、法国巴黎、英国伦敦。②均衡型城市体系——大城市人口和经济更新。小城市人口与经济增长率下降，西欧是典型的均衡型城市体系。③跨国型城市体系——由跨国公司的经济联系而形成的城市体系。这些联系主要包括制造业与专门服务业的主要公司分支机构的多国网络。跨国公司的出现和在区位上的集聚化，使其控制了全球的占有额，国际法律公司和金融公司间的联系已导致在主要金融中心的法律公司集聚，如香港一流的国际法律公司，一半来自英国，一半来自美国。80 年代中期以来，东京成为主要的资本输出中心，纽约则是世界上资本流动的主要处理中心，伦敦利用大英帝国遗存的殖民地管理网络和大量较小的金融市场网络担当起世界主要资本转口中心的职能。这三个城市在商务上的跨国服务已不是简单的竞争，经济全球化使这些城市间联系日益加强，而与其腹地和国家城市体系的联系反而逐渐减弱。④边境型城市体系—

—大都市具有跨国的影响，因此，跨国境大都市（ transfrontier metropolis）应运而生，跨国界城市的出现使沿边界地带经济日渐活跃并与全球经济系统联接起来。在某些欧洲和美洲边境地区，跨国大都市正成为新

的生产和生活中心，并与周围城镇形成新的体系。⑤变异型城市体系——主要是指一些城市密集地区城市体系结构的质变，走廊城市和网络城市得到发展。高效的基础设施走廊将知识密集中心和大都市联系在一起，每个高新技术走廊又都与一个国际航空港组成整体。这种双中心的城市体系使城市间横向联系加强，形成走廊式城市结构。多个走廊城市又形成走廊城市网，如荷兰的兰斯塔德，日本的关西地区，这种多中心结构的城市体系被认为是新兴的网络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