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巴朗斯基的地理分工论

巴朗斯基（Н.Н.Баранский）是前苏联著名的经济地理学者，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劳动地域分工进行了阐述，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地理分工论。

按照巴氏的理解，所谓地理分工就是社会分工的空间形式。地理分工的必要条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该劳动成果由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使生产地和消费地不在一个地方。地理分工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因为自然条件的关系，完全不能生产某种产品而由另一国家或地区输入；另一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虽然生产某种产品，但生产起来较贵，因而输入这种产品。巴氏把前一种情况称为绝对的地理分工，后一种情况称为相对的地理分工。显然，巴氏的两种地理分工概括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地域分工和国际贸易学说。

巴氏指出，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有两个固有的因素：人们本身的差异和其周围自然环境的差异。前者最初只发生在家族和氏族的内部，在性别和年龄的基础上起作用，但它不能在地理上表现出来。后者最早是家族、氏族和公社间，在十分广阔的基础上发展的，最初只源于自然环境的差异，后来又加进去了经济和技术的因素。地理分工的向纵深发展，从古代旧大陆的沿海

贸易和东西方的商队往来，到地理大发现时期的世界范围的海上交往，再到工业革命后因大陆铁路的兴建，从而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这时，地理分工推毁了各地自然经济，包揽了几乎所有新的经济部门，改变了中世纪欧洲以城市为中心，联系周围农业区的经济地理结构，形成了联系广泛的世界市场。这时，当分析不同区域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差异时，就必须既注意其自然的原因，也分析其社会的原因。农业和矿业生产的成本因自然条件和资源的不同而差距悬殊，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加工工业，自然条件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如工业距原料和燃料地距离的远近，就直接影响成本的高低，有些工业如纺织业，还受到气候和水质的直接影响。但巴氏认为，仅仅考虑自然界，在当前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中，地球表面已积累了大量的差异，它们同地面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生了根。生产成本不单取决于原料与燃料，还取决于生产工具的水平、固定资产的积累和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等地区差异。另外，还必须考虑到社会结构的差别。例如，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农业的发展，是同新开垦地区的大土地所有制有关，东南亚与南亚茶叶的种植，是同其大种植园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有关。同以上国家和地区类似的地方，则因为种种社会原因，其农牧业的发展方向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

巴氏认为，经济利益是地理分工发展的动力。但是，他沿袭了斯密的绝对优势说，认为区域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就是两个地方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这当然比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和约翰·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后退了一步，比 H-O 理论更显得肤浅些。巴氏过于古典的地理分工论，在其经济动力方面，不仅对当代国际分工的现象无法解释，就是苏联内部地区分工与专业化的现实，也不一定完全符合这种绝对的经济利益。苏联十月革命后在东部地区兴建了大批工业基地，如单纯追求生产成本的对比，就成为不合理的了。苏联学者一般用民族原则和开发落后地区原则来补充这种经济利益原则（生产接近原料产地和消费区），这就降低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经济学的理论高度。

然而，应该指出，巴氏的地理分工公式是正确的，巴氏以 cv 表示商品在销售地的价格，cp 表示商品在生产地的价格，t 表示运费，就得到以下公式

cv＞cp+t

这一差额，成为实现地理分工的必要前提，从微观分析来看，这既符合李嘉图或 H-O 理论，也是古典劳动分工理论的基本原则。

巴朗斯基对运输和关税在地理分工中的作用，作了精辟的分析。交通运输技术改善引起了运费下降，扩大了地理分工的广度与深度。而因地理分工获得的利益，又使更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交通事业。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价值往往具有相当规模，有时（如美国在 20 年代初）甚至超过了工业固定资产的比重。关税是干涉地理分工的超经济因素。由于增加了上述不等式的后一部分，地理分工的规模必然会相应减小。地理分工的发展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关税则成为这种提高的阻力。但是，一般地反对保护关税，对落后国家特别不利，因为较先进国家的竞争使较落后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潜力无法由可能性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