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事件

桓帝延熹九年（公元 166 年），宦官集团发动了一场镇压正直官吏和太学生的迫害活动。当时，素以方伎交通宦官的方士张成，“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执法严厉，将张子“督促收捕”，不顾赦令，将张子正法，轰动了洛阳。宦官集团乘机唆使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桓帝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下令逮捕李膺、林密、陈寔等二百多人，并且“布告天下，使同忿疾”。宦官集团大事网罗，“使者四出，相望于道”，甚至不惜“悬金购募”①。这起“党事”，“案经三府，太尉陈蕃郤之”，“不肯平署”。老臣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极力劝谏， “诸如原宥”。桓帝拒不接受，宦官也“由此疾蕃弥甚”②，陈蕃因而被罢官。第二年，由于士大夫的奋力营救，和迫于舆论压力，桓帝不得已才释放党人， “乃皆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而党人之名，犹书王府”③。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李膺等人获释之后，声望更高，宦官集团又兴起株连更广的第二次党锢之祸。汉灵帝建宁二年（公元 169 年），宦官侯览指使人奏告官僚李膺、杜密等人“皆为钩党”，结果这些被告皆“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统治阶级大肆株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①“自此诸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②宦官集团的株连迫害并未因此罢休，三年后，又把株连扩大到太学生。熹平元年（公元 172 年），“宦官讽司隶校尉段颎，捕系太学诸生千余人。”③当权的宦官集团对于这种疯狂的迫害还不准声诉辩理。熹平五年（公元 176 年），“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④株连之广，简直前无古人！

两次党锢，把反对宦官集团的正直官吏和太学生几乎罗致殆尽！汉政权完全被少数最贪婪、残暴、腐朽的宦官所把持。东汉皇朝连本阶级内部所进行的一点自救也做不到了。这表明，它已山穷水尽，末日临头！人民的愤怒， 不可遏止。全国规模的黄巾起义爆发，终于敲响了东汉皇朝彻底覆灭的丧钟！

官吏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它在客

① 《后汉书·党锢传》序。

② 《后汉书·陈蕃传》。

③ 《后汉书·党锢传》序。

① 《后汉书·灵帝纪》。

② 《后汉书·党锢传》序。

③ 《后汉书·灵帝纪》。

④ 《后汉书·灵帝纪》。

观上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广大人民深受宦官之苦，灵帝时就曾提出斩杀十个宦官的要求，因此，党人反宦官的斗争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具有进步的意义。这一斗争所表现的忧国忧民的忠心和不畏强暴、奋力抗争的精神也激励着后人，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