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击匈奴、修筑长城

匈奴，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④，主要活动于蒙古高原和南至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区。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铁工具的使用，匈奴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前后，产生了私有，出现了奴隶制，建立了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权。其最高首领为单于。单于总揽军政及对外一切大权，由左右骨都侯辅政。单于之下，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等。随着奴隶制的发展和国家的强大，加之中原地区正处于战乱割据状态之中，因而匈奴奴隶主贵族时而侵扰赵、燕的边境，抢劫财物，掳掠人口作为奴隶。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选练战骑武卒，“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迫使它一度“不敢近赵边城”①。但以后由于内地兼并战争日趋激烈， 赵、燕北边的防御力量削弱，以头曼单于为代表的匈奴贵族统治者，便乘机占据了赵自阴山至“河南地”（今内蒙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的大片区域， 并继续南下侵拢。这是对刚刚建立的秦皇朝北边的严重的威胁。

为了解除侵扰，安定北边，维护国家的统一，秦始皇本想在兼并六国之后，立即出师北伐。但李斯却不以为然。他进谏道：

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踵粮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

③ 乾隆《兴安县志》。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③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④ 《史记·匈奴列传》。

①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②。

李斯的谏议，显然是不恰当的。诚然，北击匈奴遭到秦始皇的拒绝，但由于当时兼并六国的战争刚刚结束，秦皇朝草创伊始，大规模的对匈战争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秦始皇除委任蒙恬、王离、杨翁子加强对北边的屯戍外，在整个对匈奴的军事部署上，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还是采取积极防御的策略。真正的反击战是在秦皇朝建立五、六年之后才开始的。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 215 年），他巡视北边，亲临上郡（治肤施， 今陕西榆林南）。这时，一方面，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日益加剧，另一方面，秦的反击时机已经成熟。适逢燕人卢生使入海求仙后还咸阳，以鬼神事， 曾奏录图书，云：“亡秦者胡也。”①始皇以为“胡”人即匈奴，于是乃命蒙恬发兵三十万，大举出击。在反击战中，蒙恬的第一个目标是收复河南地。他采用集中兵力，穷追猛打，速战速决的作战原则，“若鸷鸟之追群雀”②， 很快就收复了河南地以及榆中（今年蒙伊金霍洛旗以北）一带的广大地区。接着，他率军渡过黄河，乘胜追击，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 进抵高阙。高阙即今内蒙临河县北的狼山口。这里山脉中断，“两岸双阙”， 地势险峻，原是赵的军事要地。秦军夺回高阙后，又收复了阳山和北假（均在今内蒙乌加河以北和乌梁素海一带），直抵阴山一带的广大地区，并在这里分设三十四（一作四十四）县，重新建立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使其统辖北抵阴山，南至“河南地”北（今河套北部）西过大河， 东邻云中（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南）的大片边地。同时，朝廷又徙去大批刑徒，“实之初县”。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进一步增加了徙边的人数。除谪徙刑徒外，还鼓励一般民众移居边地。如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 211 年），一次就从内地徙民三万家至北河、榆中定居，凡是去了的，均“拜爵一级”①。这些迁去的民众与刑徒，一面屯垦，一面戍边，对于开发北方边地，充实武备，发挥了重要作用。

秦皇朝反击匈奴的胜利，是对匈奴贵族侵扰势力第一次最沉重的打击。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被迫“北徙”②十余年。

故汉初著名政论家贾谊称其“郤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 士不敢弯弓而报怨”③。桑弘羊也说：经蒙恬反击之后，

“匈奴势慴，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④。这场反击战，解除了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与破坏，“悉收河南地”⑤，使今河套内外，大河南北的广大地区，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摆脱了兵祸的灾难。

这对于我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这些边远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保护包括匈奴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有积极意义的。

秦在胜利击败匈奴贵族的侵扰之后，为了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始

②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盐铁论·伐攻》。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史记·匈奴列传》。

③ 贾谊：《新书·过秦》。

④ 《盐铁论·伐攻》。

⑤ 《史记·匈奴列传》。

皇又命蒙恬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万里长城。

长城的兴修，始于战国年间。当时，魏、赵、楚、齐、燕、秦等国都筑过长城。其中有的修在内地，而主要是修在北方与一些少数民族接壤的地段。如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⑥。燕为防御东胡，“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⑦。秦早在简公七年（公元前 408

年）就曾“堑洛”⑧，即沿洛河修城以防魏。秦惠文王后元元年（公元前 324 年），又曾“筑上郡塞”①以御赵。秦昭襄王时，还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②。根据这些长城修筑的实际效用，秦始皇深感要防御匈奴贵族再次南下，继续营造一条规模更大的长城是十分必要的。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代修长城始于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 214 年）。这一年，蒙恬夺得河南地及榆中后，即“城河上为塞”。在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后，又“筑亭障”。此后，修筑工程逐渐扩大。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始皇接受李斯建议，下令焚书，规定“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③。时判为城旦的刑徒，主要是“输边筑长城”。同年，又“谪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④。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使长子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⑤。扶苏到上郡后，主要也是“与蒙恬筑长城”⑥。

蒙恬修筑的长城，主要由三大段组成。西北段，西南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北至九原（郡治九原，今内蒙包头市西北）。除部分利用秦旧有长城外，大多因河为塞，并在险要处新筑了许多亭障；北段，由高阙至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以北；东北段，由代郡东行，抵辽东碣石。这两段大抵因赵、燕旧长城缮修、增筑而成。整个工程“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 至辽东，延袤万余里”⑦。长城修筑后，虽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南下，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起过一定的防卫作用。同时，长城本身作为伟大的建筑工程遗留后世，则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富于智慧和独创性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