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时期的手工业劳动者

① 《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

① 《汉书·兒宽传》。

② 《汉书·匡衡传》。

③ 《后汉书·循吏·第五访传》。

两汉时期的官营手工业，基本上继承秦制，在朝廷和地方都设有工官。当时朝廷的一些行政部门如少府、大司农、水衡都尉以及太常、宗正、中尉、将作大匠等都设有工官或兼管手工业的官署。各工官、官署分别控制一些手工业作坊，从事铁器、铜器、铸钱、兵器、玉器、漆器、染织、衣服、木器、锻打、造船以及建筑材料、土木工程等生产。一些有条件的郡国县也分别设立铁官、盐官和工官。官营手工业生产，由护工卒史、工官长、工官丞、掾、史、令史、佐、啬夫等直接管理。在官营手工业作坊、矿场中，有工、卒、徒、隶四种不同身份地位的劳动者。

工，就是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和自由身份的工匠。官营手工业生产中工匠的来源，如同秦朝时一样，多是从民间手工业者和农民中征调而来。考古发掘出土的两汉器物，多勒有制造器物工匠名。如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铜器上就勒有“工充国”、“工丙”的字样。有的出土器物除勒上工匠之名外，还勒上监制器物的管理人员的名字。这些工匠中的一些能工巧匠，有的受到汉统治者的赏识，被提拔为管理手工业的官吏，如武帝对“工匠阳光，以所作数可意，自致将作大匠”，升迁到九卿之职。

卒，是指为封建官府服徭役的“更卒”。按照汉代制度规定，从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的男子，都要向政府服兵役和徭役。“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①这就是说，成年男子每年都要服一个月的徭役，称为“更卒”。另外，一生中还要服两年的兵役，一年当军队中的正卒，一年当戍守边境的戍卒。当更卒是一月更换一次，轮番服役，所以称为“更”。有的不能参加服役，可以出钱三百（一说二千）交官府雇人代替，称为“过更”。所出雇人代替之钱，称为“更赋”。既然更卒是轮番服役，还可雇人代替，所以其身份地位与工匠相同。更卒在服役期间，从事各种劳役，除担当本地修桥、筑路、运输等劳役外，还参加官营手工业劳动，如《汉书·贡禹传》所说：“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更卒）、徒（刑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以上。”可见更卒是官营手工业中的主要劳动人手。充当更卒是向朝廷承担的一种义务，是一种无偿劳动。

徒，是暂时失去人身自由的刑徒。汉承秦制，根据犯法的轻重将徒刑区分为若干等级，并在秦法基础上作了一些修改。刑徒在服役期间被押解到工地服劳役，称为“输作”。汉代同秦代一样，刑徒从事各种劳动。在官营手工业中，特别是在冶铁、冶铜以及修建宫室、陵墓等土木建筑工程中，使用刑徒劳动最多。据考古发掘，在陕西咸阳附近的汉景帝陵和洛阳附近，都发现不少的刑徒墓。他们生前就是陵园和洛阳城的修建者。

两汉封建统治者从巩固封建统治出发，曾多次下令赦免刑徒或减其刑期。但得到赦减的是极少数，大多数刑徒的境遇仍然非常凄苦，备受虐待和残害。据洛阳东汉刑徒墓发掘报告：“根据对四百四十二个死者骨骸所做的鉴定，⋯⋯其中又以二十五至三十四岁的死者最多，占了总数的将近一半。在数十个刑徒的骨骸上留有被各种器械砍击或刺杀所造成的创伤。”在这批墓葬的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酷刑甚至随意屠杀等直接暴力所造成的非正常死亡。这也是大批刑徒死于青壮年的主要原因之一。汉景帝陵墓附近的刑徒墓也有类似情况。

① 《汉书·食货志》。

另外，在官营手工业作坊劳动的，还有一部分官奴婢。这些官奴婢有的被称为“工巧奴”。工巧奴分布于官府各部门所属的工官。在武帝时杨可告缗之后，从商人那里没收了大量的田宅、奴婢，“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官益杂置多，徒奴婢众。”①在西汉末年，据《汉书·王莽传》记载：“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钟官是水衡都尉所属上林三官之一，一下子就收容了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官奴婢达十万人，数目是够大的了。

在当时的私营手工业中，个体手工业劳动者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凭借自己的技能，自造自售。以纺织精美著名的齐（今山东临淄一带）、蜀（今四川成都一带）、襄邑（今河南睢县）各地，就有不少的个体手工业者。《论衡·程材》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布，钝妇无不巧。”

《后汉书·公孙述传》说，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纺织业而外，采铜、铸钱、冶炼、制盐各业，也是当时个体手工业者比较集中的行业。《汉书·食货志》载：“今农事捐弃而采铜者日繁，释其耒耨，冶熔炊炭，奸钱日多，五谷不为多。”“浮食寄民欲擅干山海之货，以致富。”此外，在城市还有一些从事陶瓷、漆器、车辆、竹木器、鞋帽、制酱等行业的个体手工业劳动者，当时称为“以手工所作以卖之”的“诸作”。在农村，还有农民“男耕女织”的家庭手工业，也生产了一部分布帛。

在城乡各地，还有豪富地主经营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和矿场，其中的主要劳动者是奴隶，其次是与工商业主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隶佣”。两汉时代，以经营盐铁业致富的豪民，如蜀之卓氏、程氏，宛之孔氏，皆役使僮与“放流人民”从事生产。卓氏之僮多至千人，程氏等亦有僮数百人。僮是当时对奴隶的一种称呼。“放流人民”则多是来自他乡逃避赋役或是逃债逃荒逃罪的破产农民。他们在主人的庇荫下从事雇佣劳动，因而与主人之间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被称作“隶佣”。在世家地主中也有在手工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奴隶劳动的，如张安世“夫人自纺绩，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是以能殖业资，富于大将军（霍光）”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