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贤良、明教化”

汉武帝在以往高祖、文、景治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其多所设施、“兴造功业”的需要的基本政策，核心就是“举贤良、明教化” 和尚法尊儒。

汉朝在武帝以前，荐举人材尚未形成制度。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 178 年），曾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①，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武帝即位不久，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征召才能之士，建立了郡国岁举贤良的制度。建元元年冬十月②，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五月，武帝诏贤良曰：“贤良明千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③这一次，董仲舒和公孙弘都以治《春秋》被举荐。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④ 的主张，这一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较为完备。岁举人材，统称为“贤良”或“贤者”，实际上包括才能之士和从封建道德伦理衡量应该表彰的人，荐举时若侧重于某一方面，则又称为举茂材、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603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① 《史记·平准书》。

②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① 《汉书·文帝纪》。

② 建元元年大部分月份在公元前 140 年，但冬十月在公元前 139 年。

③ 均见《汉书·武帝纪》。

④ 《汉书·董仲舒传》。

孝廉等。故马端临云：“后遂令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⑤元光五年（公元前 130 年），“徵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王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⑥

察举制度初行时，郡国实行不力，有的郡不荐一人。为此，武帝于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冬十一月下诏严加督责，云：“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经过朝臣商议，规定了严厉的处罚办法：“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①这一时期，公孙弘由博士连续晋升，至此又任丞相，封平津侯，他在相府中建起客馆，开了方便出入的东门，延请天下贤人参与谋议政事。

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公元前 140—前 106 年），朝廷大规模征召人材即有六次。除了全国性的征召荐举外，武帝对于所遇到的有茂材异等者，也常予奖拔任用。各方面突出人材的涌现和任用，是造成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史称：

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阀。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轮迎枚生，见主父而叹息。群士慕向，异人并出。卜式拔于刍牧，弘羊擢于贾坚，卫青奋于奴仆，日c 出于降虏，斯亦曩时版筑饭牛之朋已。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率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c ，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②

“举贤良”是选拔和任用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材，“明教化”则是通过倡导、劝勉的手段，统一人们思想，造成忠于封建皇朝、恪守封建纲纪伦常的社会风气。汉初皇帝都曾重视教化，汉二年（公元前 205）春，刘邦在关中择举“有修行，能帅众为善者”为乡三老，又置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①。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下诏嘉奖孝悌、力田、三老、廉屯，派遣谒者赐帛慰问，并“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②。这些都是封建政治和伦理的需要对民众施加教育和引导。武帝时，更加重视“教化”，将乡里的教化跟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直接相联系。建元元年（公元前 140 年）下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挟世导民，莫善于德。”③认为在乡间尊敬年长者跟在朝廷尊敬爵位高者，同是自古以来不能违背的规矩，能够这样严格遵守封建等级秩序就是

⑤ 《文献通考》卷二十八《选举考》。

⑥ 《汉书·武帝纪》。

① 《汉书·武帝纪》。

②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赞。

① 《汉书·高帝纪》。

② 《汉书·文帝纪》。

③ 《汉书·武帝纪》。

有道德。武帝又将教化与举贤良密切结合起来。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诏书云：“夫本仁祖义，褒德禄贤，劝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兴夜寐，嘉与宇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将何以佐朕烛幽隐，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哉？”元朔五年（公元前 124 年）夏六月诏书中又云：“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④按照封建纲常伦理为标准举荐出人材，这些人既能为封建政权效力，又可成为乡里的表率，使有更多的人效法他们，达到“劝元元，厉蒸庶，崇乡党之训”的目的，所以具有“以为天下先”的意义。

兴太学和郡国学也是武帝“明教化”的一项内容。武帝在长安建立太学，于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员五十人，课程为儒家五经，以博士为教授，设五经博士。全国各郡还可保荐学生到博士处受业，待遇和博士弟子一样。这些学生一年考试一次，考上中两等的当郎中官或补文学掌故，下等的黜令退学。又选通经学的小官做地方官府的卒史。武帝还推广文翁在郡兴立地方学校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①这样，从皇帝、丞相、博士到地方官都会讲经学，上下一同灌输忠于皇帝、遵守封建等级和伦理秩序的意识，“明教化”以统一思想的目的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