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外戚窃取权力的斗争

元帝时，皇家威权下降。朝中各种势力乘时而起，展开争权夺势的斗争。宦官、外戚窃取权力的斗争是其中的主要形式。

外戚史高在宣帝临终时被拜为大司马、车骑将军，受遗诏与萧望之、周

堪共同辅佐元帝。元帝即位之初，信任师傅萧望之、周堪，经常与他们讨论朝政。萧、周又举荐宗室刘向与侍中金敞，四人同心辅政。史高受到排挤，便与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相勾给。弘、石二人在宣帝时就掌握了朝廷机要。元帝对之信用不疑，委之以朝政。望之等人担忧外戚史氏与外戚许氏的放纵及弘恭、石显的擅权，多次劝谏元帝斥逐这些奸佞，整顿朝廷纲纪。可是元帝依违无断，“用贤则如转石，去佞则如拔山”，任凭“群小窥见间隙，缘饰文字，巧言丑诋，流言飞文，哗于民间”①。经过数年的斗争，元帝竟在石显等人挑唆下，迫使萧望之自杀，摒弃周堪、刘向等人于权力中心之外。

在萧望之等人之后，又有京房在与宦官佞臣的斗争中被害。京房是著名经学家，擅长阴阳灾异之说，曾数次上疏因灾异言政事，得到元帝赏识。他用历史上君主信任佞臣导致败亡的事例启发开导元帝罢黜石显，言词明白切至。石显在得知京房谋议之后，借故除掉了这个政敌。

在与石显等人的斗争中，还有贾揖之丢掉了性命，陈咸、杨兴受到贬黜。奸佞受宠，直臣被斥，助长了朝廷谄谀自保之风。刘向为元帝所描绘的图景： “谗邪进则众贤退，群枉盛则正士消。⋯⋯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则政日乱”①，变成了无情的现实。

成帝即位，石显被诛，宦官集团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外戚集团代之而起。成帝的软弱无能过于其父，母党王氏集团乘机崛起。王氏家族中有十人先后封侯，五人任大司马，长期把持朝政。成帝毫无主见，政权完全操纵在母舅王凤等人手中。有一次，成帝召见贵族子弟刘歆，很欣赏刘歆的才能，准备拜他为中常侍。手下人提醒成帝，一定要经王凤同意才行。成帝起初很不以为然，可是请示过后，他只能服从王凤的意见，拜刘歆为黄门郎。王氏专权，引起了朝臣的忧虑。京兆尹王章借谈灾异之机，多次晋见成帝，建议罢退王凤，收回王氏之权。王凤得知后，以辞职相要挟。在母后王政君的逼迫下，成帝只好罗织罪名，将王章下狱，迫害致死。经过这一回合的较量，“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②。王凤死后，其兄弟子侄轮流执政，横行无忌，气焰熏天。对刘氏政权忠心耿耿的刘向等人深知外戚势力的过分膨胀必然构成对皇室的巨大威胁。他们多次告诫成帝：自古以来没有万世长存的政权，要抑制王氏等外戚势力的发展，以防止刘氏政权的灭亡。无奈成帝勇于纳谏，无力回天，对于这些言词激切，义形于色的劝谏，只能感慨、赞叹、悲伤其意而已，根本没有收回威权的气魄和胆略。

在皇权与外戚、宦官等集团的较量中，饱读《诗》、《书》的儒臣们分成了两大阵营。忠直之臣如刘向、京房、王章、朱云等人敢于挺身而出，与腐朽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结果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受到了沉重打击。匡衡、张禹、孔光等人采取明哲保身态度，奴颜卑膝，谄事权贵，唯外戚马首是瞻，唯求保住身家性命，求得荣华富贵。另有一班所谓直臣如谷永等人，虽然言词激切，颇能指明当世政治得失，实际上却因早已投身于权贵之门而无所顾忌。

哀帝上台后，收回了被王氏长期把持的大权。可是他同样受制于自己的

① 《汉书·楚元彐传》。

① 《汉书·楚元王传》。

② 《汉书·元后传》。

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之党。傅、丁二氏挟制哀帝，使其家族取代了王家的尊贵地位。他们尽力扩展权势，作威作福。经过一番争论，傅、丁二氏甩掉了藩妾身份，取得了皇太后的尊号，家中子弟接踵盘踞要津。傅家封侯的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丁家二人封侯，一人任大司马，六人任将军九卿二千石。他们两家中任侍中诸曹的各十几人。对于他们的骄奢跋扈，也有一些朝臣进行了斗争，老臣师丹因此被罢官夺爵。在外戚集团中，傅太后从弟傅喜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皎皎者。他恭俭礼让，拥有很高声望。对于家族的暴兴，他深感忧虑。对傅太后揽权、干政、扩大家族势力的举动常常进行一些规谏和抗争，由此得罪太后，被免去官职。

西汉晚期，外戚借着与帝王的特殊关系发展权势，帝王也借重外家势力以维系统治。外戚一旦羽翼丰满，又要回过头来与帝王展开你死我活的厮杀。成、哀、平三朝的政治舞台上演的，正是皇家与外戚、外戚与外戚你争我夺的历史闹剧。

除外戚乱政外，哀帝又为这幅动乱画图添加了几笔油彩。他宠幸嬖臣董贤，对之赏赐无算，任其为大司马卫将军，执掌朝政，甚至表示要将皇位让给董贤。丞相王嘉上疏劝谏，希望哀帝保持初即位时的恭俭作风，不要因私宠而败坏制度。哀帝假托太后遗诏，要益封董贤二千户。王嘉又封还了这封诏书，并再次规劝哀帝。哀帝大发雷霆，召王嘉诣廷尉诏狱。王嘉不肯按惯例自裁，在狱中不食，呕血而死。

哀帝短祚，在位六年病死。以王莽为代表的王氏集团在元后王政君的支持下，再整旗鼓，卷土重来。王莽在王家累世擅

权的基础上，经过多年苦心经营，终于推翻了西汉政权，建立起王氏的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