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官方式一：察举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这种制度秦汉以前就有，不过限于下级官吏而已。到秦朝，已经比较广泛地实行了由下而上的推举制度，如韩信“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②，《史记·范雎列传》所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这里的任，当作保举讲。许多记载都说明秦比较普遍地实行了推举人才的制度。汉高帝刘邦称帝不久，就感到选拔统治人才的必要，十一年（公元前 196 年）下诏求贤，对象是具有治国才能的“贤士大夫”，并要求登记品行、仪表和年龄。惠帝、高后时，都曾诏举“孝弟力田”，使其为民表率。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十五年（公元前 165 年）分别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汉初著名的政论家晁错即是通过十五年这次诏举入朝为官的。到汉武帝时代，汉代察举遂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

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

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现将察举主要科目分述如下：

孝廉。孝廉即孝子廉吏。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①这是举孝廉的开始，本为举孝察廉二科，即举孝子和廉吏各一人。然而在后来的通常情况下，孝廉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武帝初

① 《通典·选举典》。

② 《史记·淮阴侯列传》。

① 《汉书·武帝纪》。

次诏举孝廉并不顺利，原因是汉承秦法，举人失当者有罪，所以各郡国对察举孝廉并不积极，“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所以武帝在元朔元年（公元前128 年）又下了一道严令郡国必须举人的诏书：“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自此以后，举孝廉也就形成制度并得以贯彻执行。这项察举孝廉的制度，为岁举，即郡国每年都要向朝廷推荐人才，从而孝廉一科也就成为入仕的正途，举孝廉也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

当时各郡国人口多少不一，大郡人口多至五六十万，小郡人口只不过二十万，两者所举孝廉名额相同，事实上很不平均。名额的多少，不仅关系到郡国的被举者，同时也关系到举人的二千石郡国守相，因为孝廉既成入仕正途，举孝廉也就成了一种政治待遇和权力。名额不均，必然引起异议，所以至东汉和帝永元之际，又改以人口为标准，率二十万人岁举孝廉一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以后，和帝对于边郡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又实行优宽政策，规定：“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限定期限和名额可以使察举孝廉有了制度的保证，但另一方面有时也不免滥竽充数。

文献关于汉代察举孝廉的史例很多，仅两《汉书》中可考见者就不下一百余人。从被举者的资历来看，大多为州郡属吏或通晓经书的儒生。从任用的情况来看，在中央的则以郎署为主，再迁为尚书、侍御史、侍中、中郎将等官；在地方则为令、长、丞，再迁为太守、刺史。可见孝廉一科，在汉代实乃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一些所谓名公巨卿，有不少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茂材。茂材，西汉曰秀才，东汉时避光武帝刘秀讳改为茂材，或写作茂才，与孝廉同为两汉重要的察举科目。察举茂材亦始于汉武帝，据《汉书·武帝纪》载，元封五年（公元前 106 年），“名臣文武欲尽，诏曰；‘⋯⋯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这是举茂才的开始。其后，宣帝、元帝时均有察举茂才异等的诏令。这个时期所举的茂材多为现任官吏，而且是属于特举，与孝廉岁举的情况不同。据《后汉书·百官志》注引《汉官目录》，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 36 年）诏书：

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光禄发举茂才四行各一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

此后，茂才也和孝廉一样变成了岁举。不过孝廉是属于郡举，而茂才则是州举，故茂才的数目较孝廉为少。据上引诏书，三公举三人，十三部刺史举十三人，总计不过十六人；再加上光禄、监察御史所举，亦不过二十人左右。

两汉茂才的出路，多为地方县令，而孝廉则多为郎官。东汉官制，县令是千石官，郎官最高不过六百石，可见茂才比孝廉任用为重。名额少，任用重，这是茂才与孝廉的不同之处，也是茂才比孝廉的可贵之处。汉代被察举为孝廉、茂才者，一般是先举孝廉，后举茂才，这也可见茂才比孝廉为高。

贤良方正与文学。举贤良方正始于文帝二年（公元前 178 年），其后两汉诸帝大都颁布过察举贤良方正的诏令，守相均得依诏令规定察举。诏举贤良方正常连言能直言极谏者，其目的是广开直言之路。当时流行一种观点，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得下罪己诏，征求意见，以匡正过失。文帝二年的诏举，就是因为日蚀的缘故。所以汉代诏举贤良方正常在灾异之后。不过在汉代也有几次不言贤良方正而单

举直言者。东汉安帝永初元年（公元 107 年）、五年（公元 111 年）两次诏

举贤良方正，均曾连言“有道术之士”，建光元年（公元 121 年）又诏令举“有道之士”。自此，“有道”也成了东汉察举的一科。

文学即指经学，亦始举于文帝，因与贤良相近，故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 年）的诏举贤良，在《汉书·晁错传》中就连称贤良文学。此后贤良文学的连称多见于史籍。察举文学正式见于皇帝诏令，则始于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 82 年），《汉书·昭帝纪》：“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这里贤良与文学区分很明显。东汉灵帝置鸿都门文学，流品颇杂，为士林所非。《后汉书·蔡邕传》载蔡邕评论说：

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

可见鸿都门文学是专门培养书画辞赋的学校，与选拔治国人才的贤良、文学的察举是两回事，二者不可等同。

贤良、文学、有道之士，是汉代选拔官吏的重要科目和途径，一些宿儒名臣如晁错、董仲舒、公孙弘、严助等就是出于此科。但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论贤良方正，或是文学、有道，都和孝廉、茂才不同，前者均为特举或特科，而后者则为岁举或常科。

其他特科。贤良、文学等科目虽非岁举的特科，但在两汉是常见的。至于偶尔一举或数举的其他特科，尚有多种：

明经。明经就是通晓经学。自汉武帝尊崇儒学，明经成为察举入仕的一途。在西汉，有些人或以明经为博士，或以明经为郎官，后均成为汉代名臣。韦贤、韦玄成父子以及张禹、翟方进等人更以明经先后历位丞相。当时邹鲁一带有句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子一经。”①东汉章帝时限定郡国依人口贡举明经，元和二年（公元 86 年）“令郡国上明经者，不满十口十万以

上五人，万三人”②。后又有年龄规定：“本初元年（公元 146 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太学。”③可见明经亦为察举一科。两汉取士，颇重经学，前举各科，多与经学有关，并不限于明经一科，此又特立一科，更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的重要。

明法。明法就是通晓法律。《汉书·元帝纪》载宣帝对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意思是说汉朝治国的传统制度是儒法并用。故在选官时除重视儒生以外，也把明晓律令文法者作为察举的科目之一。两汉以明法被举者多出于司法部门的官吏。由于在断狱中显露了明习法令的才能，故得受举而升迁。如陈忠由廷尉正迁尚书④，郭躬由廷尉正迁廷尉⑤。

尤异。汉代官吏治绩突出者称“尤异”，其中治绩最好者称“第一”。察举尤异是从现任官吏中选拔人才使其担任更高级职务的一个科目，同时也是对忠于职守的官吏的一种鼓励。如西汉赵广汉任阳翟令，“以治行尤异，迁京辅都尉，守京兆尹”⑥。东汉童恢任不其令，“青州举尤异，迁丹阳太守”

① 《汉书·韦贤传》。

② 《后汉书·章帝纪》。

③ 《后汉书·后帝纪》。

④ 《后汉书·陈宠传》。

⑤ 《初学记·十二职官部》引华峤《后汉书》。

⑥ 《汉书·赵广汉传》。

⑦。均由县令一跃而升至二千石大吏。

治剧。两汉郡县因治理难易而有剧、平之分。能治剧，即能治理老大难的郡县。汉代统治者为鼓励能治剧者，亦列为察举一科。如：何并，“举能治剧，为长陵令”①。袁安，“三府举安能理剧，拜楚郡太守”②。能治剧者，一般多任为县令或郡守。

勇猛知兵法。汉代察举勇猛知兵法，始于成帝。《汉书·成帝纪》载元延元年（公元前 12 年）诏曰：“乃者，日蚀星陨，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这可以看作后世武举的先声。其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 年）、元寿元年（公元前 2 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以至东汉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均有诏令察举。举勇猛知兵法多在两汉后期“灾变不息、盗贼众多”之时，可见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项措施。

阴阳灾异。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流行以后，汉代君臣大都相信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所以有时也要察举明阴阳灾异之士。例如《汉书·元帝纪》载初元三年（公元前 46 年）诏曰：

盖闻安民之道，本由阴阳。间者阴阳错谬，风雨不时。⋯⋯丞相御史举天下明阴阳灾异者各三人。

又如东汉安帝永初二年（公元 108 年）也下过类似诏书。诏举明习阴阳灾异之士，常在社会危机之时，这说明统治者在危机面前无能为力，所以求助迷信。

以上察举科目之外，还有一些临时的选官方式。如诏举可充博士位者，诏举能浚川疏河者，诏举太常，诏举大司马等。两汉时规模最大的一次诏举，是在平帝元始五年（公元 5 年）王莽执政时，《汉书·平帝纪》载其事云：

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锺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这是一次内容广泛、规模宏大的察举，与王莽收拢人心密切相关。但人数过多、靡费太甚，并非当时财力所能及，故东汉以后不再举行。

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