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立法活动

西汉皇朝建立初期，接受了秦亡的教训，在法律上“改秦之敝”，“蠲削烦苛”。高祖元年（公元前 206 年），刘邦初入咸阳，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是后由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③。《九章律》即在秦的盗、贼、囚、捕、杂、具六律之外，增加了户、兴、厩三章。正如秦律在六律之外还包括了《田律》、《仓律》、《效律》、《置吏律》等众多的篇章一样，萧何制定的《九章律》，也仅仅是汉律的主体，而不是全部。

孝惠、高后、文、景四代，黄老无为思想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刑罚用稀”④，在法律领域，继续清除秦律中不合时宜的内容。

惠帝元年（公元前 194 年）颁布了赎刑令，民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刑；又废除了挟书令。惠帝时期，叔孙通为奉常，以礼入法，增加了《谤章》十八篇①。

高后时除三族罪、妖言令②，“复弛商贾之律”③。

文帝即位后，在“绝秦之迹，除其乱法”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司法改革。这些改革包括：第一，废除连坐收孥法，“除收孥诸相坐律令”

① 《史记·李斯列传》。

② 《史记·李斯列传》。

③ 见《汉书·刑法志》。

④ 见《汉书·刑法志》。

① 见《汉书·惠帝纪》、《汉书·叔孙通传》。

② 《汉书·高后纪》。

③ 《史纪·平准书》。

④；第二，废除诽谤妖言罪。文帝以前汉律规定“怨望诽谤”者要处以斩刑，

文帝宣布：“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治。”⑤第三，废除肉刑。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愿没入为官奴婢，“以赎父刑罪”。文帝有感于此，下令废除了肉刑，其事在文帝十三年（公元前 167 年）⑥。这在秦汉立法活动中，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文帝以后，虽然肉刑时有发生，但我们从许多请复肉刑的议论中，知道肉刑已不是法定的常刑。

武帝时期，随着统治阶级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化，法网渐趋繁密。“始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⑦张汤制定了有关宫廷警卫的法律《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制定了《朝律》六篇，连同《九章律》和《谤章》，合计六十篇，大体完成了汉律的规模。在武帝时期，随着儒术独尊地位的确立，也就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并对立法和司法活动起着支配的作用。其主要表现，是以大儒董仲舒倡导的“引经决狱”之风的兴起。在立法方面，董仲舒强调以经书为根据（主要是《春秋》），提出了“君亲无将，将而诛焉”、“亲亲得相首匿”、“恶恶止其身”、“原心定罪”等原则，这些原则，当时并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典，但对以后的封建法制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帝时期立法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法律条文的迅速增加。“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典阁，典者不能遍睹。”①这样众多的条文，必然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②

宣帝以后，至西汉末年，统治阶级立法的主要精神为纠正武帝的偏颇，以缓和阶级矛盾。宣帝本始四年（公元前 70 年）诏：“律令有蠲除以安百姓，

条奏。”③地节四年（公元前 66 年）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廷尉以闻。”④元康四年（公元前 62 年）复诏：“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它皆勿坐。”⑤并且设置廷平以平定刑狱⑥。

元帝初立，下诏：“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⑦ 成帝河平中，复下诏：“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

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①

然而终汉之世，都未能解决律令繁多的问题。

④ 《史记·考文本纪》。

⑤ 《汉书·文帝纪》。

⑥ 《汉书·刑法志》。

⑦ 《汉书·刑法志》。

① 《汉书·刑法志》。

② 《汉书·刑法志》。

③ 见《汉书·宣帝纪》。

④ 见《汉书·宣帝纪》。

⑤ 见《汉书·宣帝纪》。

⑥ 见《汉书·刑法志》。

⑦ 见《汉书·刑法志》。

① 见《汉书·刑法志》。

东汉初期统治阶级的立法指导思想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室之轻法”②。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 27 年）以“顷狱多冤狱，用刑深刻”，诏“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罚”③。从此在具体立法方面屡诏减省，例如“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杀奴婢不得减罪”、“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等等④。建武十三年（公元 37 年）梁统以法网弛纵、人轻犯法、吏易杀人，使“吏民俱失”，上书请恢复严刑，未获许可⑤。

章帝时，司徒鲍昱奏定《辞讼比》七卷，《决事都目》八卷，以期“齐同法令，息遏人讼”⑥。

和帝时，廷尉陈忠“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⑦

东汉后期，豪强权势日盛，法网驰纵。为整顿法纪，崔实、荀悦、仲长统等人都提出过恢复肉刑的主张，但均未被采纳。纵观东汉一百七十多年，立法精神总的方面是趋于宽缓。

根据上述史实，我们可以看到秦汉时期立法活动的主要成就，有：第一，实现了国家法律的统一。第二，由于肉刑的废除，在刑罚体系中逐步减轻了奴隶制法律的原始性和残酷性。第三，由于以礼入法，儒家学说和法律条文相结合，扩大了法律调整的范围。在依靠刑罚的强制力量的同时，重视德化的作用，成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特点。在这三点以外，秦汉时期制订了中国封建法律的基本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