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交通。汉同东南亚及西方诸国的友好往来

① 《汉书·李广利传》。

② 《汉书·西域传》上。

③ 《后汉书·西域传》。

④ 《后汉书·西域传》。

秦汉以来，岭南地区和南海的海上交通逐渐开发。南海是泛指东南亚及印度洋地区等国而言。当时的番禺（今广州）、徐闻、合浦都是中国海外交通的重要口岸。据《汉书·地理志》载，由徐闻、合浦或日南边塞（出海口， 在今越南岘港）乘船出海，沿印支半岛南下，船行约五月可到都元国（今越南南圻一带），又船行四月可到邑卢没国（今泰国华富里），再船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指泰国古都佛统）；由这里舍舟登陆，横越中南半岛，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今缅甸蒲甘地区）。再船行二月余到黄支国（今印度南部东海岸马德拉斯西南的康契普腊姆），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意为狮子洲， 今斯里兰卡），汉使至此及循原路而归。回程时，或自黄支出发，船行八月， 到达皮宗（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一带），再船行二月，经新加坡，到日南、象林界（今越南岘港）①。据此可知，当时南海航线的走向大致是：从徐闻、合浦等地启航后，沿着印度支那半岛的海岸线航行，渡过暹罗湾后，再南下至马来半岛东岸登陆，步行越过克拉地峡，到西岸今缅甸的一个港口再乘船，然后绕孟加拉湾海岸线航行，抵印度半岛东南隅，南下斯里兰卡返航。

汉使南行多伴随有应募的商人。他们带着“黄金、杂缯（丝织品）而往”， “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沿途由“蛮夷贾船，转送致之”； “所至国皆禀食为耦”①。不仅政治上友好交往，商业贸易的性质也很明显。这种海上贸易，已包括了全部南海诸国和整个印度洋区域。汉代，每年不仅有大批中国人南下西去，亦有东南亚和印度洋各邦国的商人、使节东来。

当时，我国与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是活跃而较为密切的。西汉平帝时，远在印度东海岸的黄支国，即受汉厚赠，并“遣使献生犀牛”②。东汉初期，中国的一些农具制造技术和牛耕传到越南。如任延为九真郡太守，“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③。越南人民也倾慕中国，元和元年（公元 84 年）春，“日南徼外蛮夷献生犀、白雉。”

④同年，究不事（今柬埔寨境内）邑豪到中国，赠送生犀、白雉。顺帝永建六

年（公元 131 年），叶调（今印度尼西亚境内）王便遣使者到东汉赠礼，帝赐金印紫绶。现代考古表明，印度尼西亚境内有许多汉代文物发现，可见当时两国间已有经济、文化往来。东汉时，与地处缅甸东部一带的掸国交往更为密切。永元九年（公元 97 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⑤永

宁元年（公元 120 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⑥永建六年（公

元 131 年），“掸国遣使贡献。”⑦

汉代，我国南海航路一般达到东南亚与印度洋地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尚需安息、天竺等国中转。甘英由陆路想通使大秦，因受安息人的阻隔，到

① 关于《汉书·地理志》所载汉使航程及各国地望问题，史学界意见分歧很大。本文所引，主要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 8 月版）及陈佳荣等《古代南海地名

汇释》（中华书局 1986 年 5 月版）。

① 《汉书·地理志》下。

② 《汉书·地理志》下。

③ 《后汉书·循吏传》。

④ 《后汉书·章帝纪》。

⑤ 《后汉书·和帝纪》。

⑥ 《后汉书·安帝纪》。

⑦ 《后汉书·顺帝纪》。

达波斯湾即被劝阻返回。但中国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并未阻断，安息与天竺在其中起到中转作用。大秦“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①其王“常欲通使于中国，而安息图其利，不能得过。”②大秦最需要的中国丝织品靠安息等国的间接贸易。大秦“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故数与安息诸国交市于海中。”③《后汉书·西域传》一再提到：“（天竺）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和帝时，数遣使贡献。⋯⋯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由此可知安息与天竺实为古代中国与欧洲罗马帝国海上贸易的重要枢纽。

随着中西贸易的发展，东汉时又开辟了自永昌入印度的一条航线。由于东汉势力在我国西南地区伸张的关系，滇缅通印度一路，得以畅达。《魏略·西域传》说：“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④所谓大秦有水道益州永昌，实自印缅中转，由孟加拉湾经缅甸进入中国西南地区，这较之绕道南洋更为便捷了。所以《后汉书》中所记“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遣使译向汉贡献的记载次数最多。永宁元年（公元 120 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到洛阳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大秦。”⑤这次奉贡很可能又是通过永昌这条路线。可知，永昌（治今云南保山东北）成为我国和掸国，并与天竺、大秦等国进行通商贸易的又一集散地。

东汉中叶以后，从地中海越印度洋到南海的海路交通终于沟通。中国和罗马第一次发生了直接的外交联系。“延熹九年（公元 168 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①大秦王安敦即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略·安敦尼阿斯（公元 161—180 年在位）。这条记载又称： “其所表贡，并无珍异，疑传者过焉。”对这位使节是否真为罗马皇帝所派遣表示怀疑，因而引起中外史家的注意，千多年来，聚讼纷纭。但无可否认的是，即使是罗马商人假借罗马皇帝的名义和中国政府联系，企图得到一些商业上的优待。这也是东西方两大文明古国人民间第一次有记载的正式联系，其历史意义也是巨大深远而不容否定的。

正因为南海交通的发展，番禺（今广州）在汉代就成为我国南方海外交通和贸易的门户。《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都称番禺为一都会，为“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是南方及海外所产珍奇物品的集散地。番禺经营的重要商品有的并不产于我国。比如“果布”，史家多解释为龙眼、荔枝、葛布之属②；据现代史家研究，“果布”是马来语“果布婆律” 上半的音译，学名龙脑香，又叫冰片，是名贵药材和高级香料，盛产于东南亚等地③。有的物品我国南方虽有出产，但不够需求，尚要从海外进口。如犀，

① 《后汉书·西域传》。

② 《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③ 《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魏略·西戎传》。

④ 《三国志》卷三十裴注引。

⑤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① 《后汉书·西域传》。

② 此条最早见于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引韦昭曰，自后沿袭至今。

③ 参考韩槐准：《龙脑香考》，《南洋学报》第二卷第一辑。

这种动物主要产于东南亚、印度等地。其角是名贵药材和装饰品，生犀则供观赏。《汉书·王莽传》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的记载。由此可知，番禺流通的物资，有许多是海外舶来品。当时番禺吸引着内地许多商人前往贸易，利润丰厚。“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①番禺可说是汉代我国南方国际贸易的中心。

① 《汉书·地理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