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石刻

秦汉石刻，包括碑、碣、摩崖、墓记和石经。从北宋以来一直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著录数以千计。一般称“秦刻石”、“汉代石刻”或“汉代碑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又有不少新的发现。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东巡峄山、泰山、琅琊、之罘、东观、碣石、会稽时，都立纪功刻石。除碣石刻石可能是摩崖刻石以外，其

他都是碣刻。现在仅存《琅琊刻石》残块和《泰山刻石》残片，还有后世仿刻的之罘、碣石、会稽三石拓本。

汉代石刻绝大部分是东汉时期的。西汉时期不多，传世仅见《群臣上寿刻石》、《麃孝禹刻石》等数石。东汉石刻以碑刻和摩崖石刻为大宗，刻文内容除了仍以纪功颂德为主以外，还出现许多记事碑和契约性质的碑刻。专门用于墓葬的墓碑、墓记和专门用于刊刻经籍的石经，也在东汉时期出现。褒斜道石门上的《鄐君开道碑》、《杨君石门颂》、《李君表》、《杨伯邳生平碑》，以及《刘平国碑》、《西狭颂》、《裴岑纪功碑》、《曹全碑》、

《张迁碑》等，都是有名的纪功碑。现存山东省曲阜孔庙的《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碑文记述祭孔盛况及修饰孔庙等活动，属于记事碑刻。公元 1958 年河南南阳出土的《张景造土牛碑》，记述张景包修土牛等设施，

也属于记事碑性质。券约碑刻则以 1973 年偃师出土的《侍廷里◻约束石券》最具特色。石券记侍廷里二十五个父老成立里“◻”，敛钱买容田的一些管理条例和规定，刻石以为约束。公元 1966 年四川郫县犀浦出土的东汉残碑和传世的会稽买山地石刻，也属于这一类。但不论是属于什么性质的碑刻，它们都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第一手材料。

墓碑立在墓前。墓记置于墓内，或刻于墓内石壁，或刻于墓前石祠。刻记死者姓名、官职、生卒年月，以及对死者的悼词或颂辞；而且经常采用韵文形式造句。最著名的墓碑是《鲜于璜碑》，延熹八年（公元 165 年）立，

公元 1973 年发现于天津武清县，同时发掘鲜于璜墓。碑座为长方覆斗状，碑身高 242、宽 81—83、厚 12 厘米。碑首圭形，题额居碑首正中，下方一圆穿。额文阳刻篆书“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十个大字。题额两侧刻青龙白虎各一。碑阴额首刻一朱雀。碑身两面刻文，皆隶书。正面碑文记述鲜于璜的生平经历、死亡年月，附以颂辞；碑阴刻长篇四言韵语，末附其家族世系。碑阴的这种文式，在汉碑中尚属少见。墓记出土很多。公元 1929 年洛阳出土的

贾仲武妻马姜墓记，公元 1973 年南阳出土的许阿瞿墓记，公元 1980 年邳县

出土的缪宇墓记，公元 1980 年嘉祥宋山出土的安国墓祠题记，和公元 1973

年苍山出土的元嘉元年（公元 151 年）墓记是其典型。苍山元嘉元年墓记还是一篇很优美的韵文作品，对研究当时的音韵、文学，有重要参考价值。

刻经始于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魏正始年间，又刻“三体石经”，与熹平石经并立于汉魏洛阳故城南郊太学讲堂的东西两侧。原碑早已不存。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五十年代初期，马衡将全部出土残石汇编成《汉石经集存》。七十年代，在洛阳故城南郊东汉太学遗址中又发现汉石经残石 600 多块，碑趺 14 块。经复原研究，对碑石数量、排列次序，以及在校勘经本等方面，都有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