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作政治家

银行是一个很微妙的部门，它是商业组织，却又布满了敏感的政治神经。各企业在向银行申请贷款的时候，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要求和一部分权利放在了这里。银行不仅要支持企业的生长，它还要反映企业的要求，在银行的董事会中聚集了各方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争吵不休，不停地要求更多的利益。因为银行家们表达了私人企业界的共同利益，银行的董事会是公司权力集团的集合场所，所以银行家是企业界的政治家，他们一手拿着算盘计算利息，一手拿着权杖分发权力。

战后的美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机构对工业公司的控制加强，投资机构对个体股东的控制也在加强，它们已经成为国家一些重要公司的合法主人，还控制了为数更为巨大的养老基金，这样，银行已经成为经济秩序中巨大的实力派。在这里，大卫找到了不受选民左右的稳定的权力。他坐在位于曼哈顿广场 1 号的公司总部大楼里，眼看着整个工业世界在他的眼皮底下，按照他的精密头脑中设想的那样运行，这的确太对他的胃口了！

银行家——政治家，这种身份是大卫特有的。对于他来说，政治与外交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爱好，它们同他的银行业务联系在一起。“国家之间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这是大卫经常念叨的一句话。他周游世界，同各国首脑频繁接触。在大通银行的总部之中，他有一个专门的卡片箱，里面有两万多张名人卡片，“噢，他们呀，”大卫很不经意地说，“他们都是我的私人朋友。”大卫在美国外交方面产生的最重要的影响是通过对外关系委员会实现的。这是一个民间团体，无党派、非营利性质。它的宗旨是研究一些对外政策问题，将那些关于长期政策问题的争论结果首先提供给领袖，然后提供给公众。它办的刊物《外交季刊》是所有国家领导人的必读刊物，大卫作为金融界的代表参加委员会的工作。1954 年，他参加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亨利·基辛格领导的核武器和外交政策专门小组。

基辛格是个风趣的德国人，他头脑灵活，不拘泥于成见，善从实际出发。大卫十分欣赏他。一次，大卫在与他共进午餐的时候，问基辛格博士：“我们是多造点核武器好呢，还是节制点好？大家都说，我们手中的核炸弹越多，俄国人就越不敢轻举妄动，你的看法呢？”

“这是个一时半刻难以解释清楚的事情，大卫先生，”基辛格非常肯定地说，“因为情况太复杂，而且人们对核弹头就像你对曼哈顿的地价一样敏感。”基辛格的话引得大卫哈哈大笑，他说：“您真幽默，基辛格先生。但我对曼哈顿地价是心中有数的，对核弹头却不敢这么说了。”

基辛格接下去解释道：“我们的核战略基础是‘打击俄国人’，更准确点说是要杀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要杀死我们，所以我们都在拼命制造核武器，好象是谁跑在前面谁就更安全一样。可是，如果两辆全速行驶的火车撞到一起会怎样呢？”

“同归于尽。” “没错，大卫先生，”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应该找到更好的办法。” 大卫对基辛格的看法很感兴趣，他支持基辛格的工作，自己积极地参与

讨论，并提出独特见解。《核武器和对外战略》作为小组的研究成果出版时，在美国上层人物中间引起轰动。大卫向基辛格表示祝贺。从此两个人之间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后者还曾作为纳尔逊竞选班子的成员为纳尔逊出了不少力。大卫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担任了 20 年的副理事长，与麦克洛伊默契合作。1972 年，他升任理事长。在这个委员会中的优越地位，可以使他清楚地判断政府的政策走向，并以此来指导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海外业务。反过来，为了大通的利益，大卫可以向政府施加影响，修正既定的外交战略。这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已。只有过程本身对大卫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即获取利润。

60 年代是不太平的年代。对大卫来说，似乎每天都会有点麻烦事要发生。1959 年 1 月 1 日，50 年代的最后一个新年这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在古巴取得胜利，结束了旧政权的统治，而这旧政权与大卫、大通银行和美国各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可不能坐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古巴闹翻了天。”大卫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这样说。美国政府也是这么看的，它与其他拉美国家一起组织了一个“争取进步同盟”，目的很明确，就是对付卡斯特罗。

不久之后，大卫就走马上任，为“争取进步同盟”四处游说，并且推销他个人在中美洲的种种计划和主张。他要求成立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他说： “拉美各国就像围篱笆一样把自己围起来，这样对谁有好处呢？”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是很明显，如果建立了共同市场之后，跨国公司就不必再如此费力地同各国政府打交道了；而且古巴自然是在共同市场之外的，他反复对工商界强调这样一点：“争取进步同盟”是防止卡斯特罗主义蔓延的最为有效的屏障。

得知肯尼迪政府计划用武力解决古巴问题，大卫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态度：“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他这次表明自己的态度采取的还是很含蓄的方式。但在 1965 年当约翰逊总统决定派兵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的时候，大卫开始大张旗鼓地表示支持。这一年，他与几位金融巨头，像尤金·布莱克（世界银行行长）、麦克洛伊等，一起组成了一个“争取亚洲有效和持久和平委员会”。9 月 9 日《纽约时报》刊出了整版广告，上面刊有各位巨头的亲笔

签名，他们一同支持约翰逊总统的决定，并称“他们（越南人）应该拥有在没有暗杀、暴力行动或其他恫吓形式的条件下自由选择他们政府的权利。” 这个广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金融界之中原先持观望态度的一些人也公开表示要支持总统的决定。

“可是，爸爸，”他的儿子问他，“我们美国有什么权利去解决越南人的问题？你们这不过是拿着刀枪把你们所认为的和平强加给他们罢了。”

大卫瞧着儿子，很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不要听了一些反战宣传就跟着他们跑了。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战斗，此外别无选择。”

美国政府要求大卫在西贡开设一个分行，以处理美国在越南的种种经费问题。仅一年的时间，分行大厦就建成了。为了抗击炮火的袭击，这栋大厦看起来倒更像一座碉堡。1966 年大卫亲自飞到西贡主持了分行的开幕典礼，南越总理阮高其与大卫进行了私人会谈。

阮总理与这位棕色眼睛、身材魁梧的美国人亲密地坐在一起。他的东方人的身材相形之下矮小了许多。“洛克菲勒先生，要知道我们现在多么需要您们的帮助。”阮高其说。

大卫用十分恳切的声音说：“阮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患难见真情，在这种时候，我们是不会缩回友谊之手的。”

大卫不仅仅会支持政府，他还是政府政策的向导。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大卫以私人身份出面进行斡旋，效果甚至更好。他在国际上的广泛接触也使大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在国际金融乃至石油业务的整个活动中，不论是复杂的私下交易还是巨大的公司项目，国家的各项政策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在前苏联这个长期与美国冷战的国家中，大卫就走在了同行们的前面。1971～1972 年间，大卫夫妇对东欧进行了旋风似的业务旅行。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四国，他与政府首脑和国家银行头头就对外贸易和有关问题进行了会谈。大卫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兰共产党的总书记盖莱克对下属说：“你看他那双棕色眼睛，就知道他大脑里的每个细胞都在不停的奔跑。这是一个活资本家。”

大卫也把自己的业务扩大到了这些国家，例如波兰就出台了一些新法令，允许美国公司在波兰搞合营。但这还不是大卫最主要的目的，也不是他最重要的收获。1971 年 3 月 5 日，他在罗马尼亚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与苏联，这两个大国之间应该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经济、贸易的联系。铁幕应当为玻璃板所代替，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1973 年，苏联政府向曼哈顿银行借了一笔款子，数额有 8000 万美元，这是曼哈顿银行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贷款。谈判成功之后，大卫极为兴奋。他对妻子说：“赚钱并不重要，但是这是个好兆头，在第一笔之后或许有第二笔，苏联这么大的地方，它会不断地需要我们的贷款的，好戏已经开始了。”

这年 5 月份，大通银行在苏联开设了一家分行，自从 1929 年以来，这是第一家在苏联开设的美国分行，第一国民银行和美洲银行曾为此与大卫展开竞争。谁都相信，在苏联取得这样一个机会意味着东西方的贸易将会大大增加。但是，让大卫捷足先登了。分行座落在卡尔·马克思广场 1 号，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一条街。

他的同行有些嫉妒地评价大卫：“他的鼻子比猎狗还灵，动起手来像美洲豹，凡是被他盯准的东西别人是抢不走的。”

在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1973 年，大卫在北京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一些中国官员。访问结束后，大通银行又取得了一次胜利，它成为中国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噢，这家伙真是太走运了。”许多人都这么说。大卫不仅仅为这高兴，而且为大通在中国大陆的广阔未来而欢欣鼓舞。

在中东他也有出色的表现。世界石油的大部分几乎都蕴藏在中东这块宝地之下，大卫自然要对这里的秩序给以注目。1971 年 3 月，他与夫人拜访了埃及的新总统萨达特。1974 年，在中东局势稍趋缓和之后，他率先在开罗设立分行，并为埃及的石油管道工程提供了大笔贷款。

纳尔逊很为大卫的成就感到骄傲，但同时，也有一些不服气。他问大卫： “亲爱的弟弟，你是不是学会了阿里巴巴的开门咒语？真是奇怪，这些见了我们的政府官员、外交家平时总是板着面孔的家伙们，为什么对你总是那么彬彬有礼、殷勤周到呢？”

大卫做了个鬼脸：“噢，亲爱的哥哥，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秘密。因为他们是外交家，而我是银行家兼外交家。没有谁能对金钱板起脸来的，这也就是银行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