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出茅庐

1940 年，大卫回到纽约，并结了婚。

这时候，大卫开始他今后何去何从的问题。大卫的父亲希望他能够从事银行方面的工作。还在伦敦念书的时候，他就常在周末去大通银行的分行工作，以便熟悉银行业务。这些工作他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他只是肤浅地看了看银行业务的操作过程，却没有深入。

但是，别人都认为他很有政治前途。在伦敦大使馆中，他与外交名流和官场显贵相处愉快，他在其中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后来，他决定去纽约市拉瓜加市长那里，在他手底下做个帮手，以便积攒点从政经验。他已见过银行是如何被操纵的了，但却从未见过政府是怎样运行的。

头几个月中，他就可以非常轻松地处理好手边的事务。同事们很钦佩他， 纷纷向他讨教：“大卫，你怎么能做得又快又好？是不是一念口诀就会有神仙来帮你的忙？”

“哪里，”大卫说，“只要不让老巫婆把你的时间偷走就可以了，这个老巫婆的名字就叫做‘懒惰’。”

在那篇令父母得意的博士论文中，大卫明确指出，懒惰才是“最最严重的浪费”，他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他对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划， 在某一时间段应该做的某事，会被清楚地标示在他的记事簿上。而且，尤为重要的是，大卫是规规矩矩地按照这张时间表做事的。“有时候我真怀疑这小子是不是有分身术，”他的一位同事说，“一个人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地做这么多事？简直不可思议，也许我也该试试他的法子。”

他的工作成绩很令上司满意，但是，他的“洛克菲勒自我中心主义”时不时地表现出来，又让人不得不提醒他注意。例如，他一接电话总是回答说： “市政厅，洛克菲勒在说话。”

市长很委婉地向他暗示过：“大卫，在接电话时可不可以换一种说法， 比如说——，呃——市政厅，我能帮您做什么？——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的说法有什么错误，而是说⋯⋯呃⋯⋯，如果考虑到大家的感受的话，是不是后者更好些？”

人们都预料实习期过后，大卫在政治上将大有作为。这一行看起来与他的脾气比较相投。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实习期结束，他的从政生涯也跟着结束了。

这是什么原因？他后来说：“这一领域（政治）的危险在于它会把你的全部时间都消耗在竞选上面。”也许说得准一点，他并不是对政治不感兴趣， 而是对竞选政治不感兴趣。不停地讨好选民，由他们来决定他的政治生命， 这不太对他的胃口。他不是不喜欢在政治游戏中参与者所能得到的权力和随之而来的种种乐趣，但是，他更欣赏一种能够稳定、持久地发生效力的权力。

1942 年 5 月，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的五个月，大卫也抱着为国效力的想法应征入伍了。

洛克菲勒这一姓氏并没有给他带来特别的优待，他进入部队之后，首先接受的是严格的基本训练，这对他那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在军队调来调去，后来在一次很偶然的情况下，上司发现他居然会养马，还会说法语，就把他选拔为少尉情报官，派往北非，作拉尔夫·S·史密斯少将的助理武官。

洛克菲勒这一姓氏使他在与人交往之中获得了很大优势，不少自由法国运动的高层人物都与他打过交道。当他们听到他的姓名后，常会这样问：“洛克菲勒？创建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约翰·D·洛克菲勒是你的什么人？”

“是我的祖父，先生。如果他在世的话，他最关心的一定是什么时候战争才能在欧洲结束，什么时候法国才能重新自由。”大卫的这种回答常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一个好的开头，预示着一个良好的过程。他在与法国未来的领导人和欧洲各国的上层人物交往时，轻松而又愉快。他的许多情报就是这样在早餐会、午餐会和晚宴上得来的。

史密司将军很欣赏他的才能。一次出游的时候，史密司将军与大卫坐在同一辆车中，车行到半路，他转过身来对大卫说：“你干得真不赖呀，小伙子。不过，我要是跟你干同样的活的话，我会嫉妒你的姓氏的。”

“噢，先生，”大卫笑着说，“姓氏是天生的，但也需要人恰如其份地使用它才行。”

在史密司手下工作的这段时间，大卫对外事工作有了莫大的兴趣，周旋于各国显要之中，与他们闲聊，再从看似琐碎的、不着边际的言语中提炼出他需要的内容，这使他感到很有意思。的确，这是一项高级智力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