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代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及其运动趋势

二次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出现的新情况，并没有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改变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没有消除它所固有的各种矛盾，没有改变垄断资本主义追逐高额利润的本性。这就决定了它必然要剥削发展中国家人民，必然要彼此之间进行斗争，从而使资本主义国内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必然存在，它们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调节经济的措施虽然有暂时缓和危机的作用，却使造成生产过剩的因素积累起来，从而导致严重的危机和停滞（或低速增长），事实上，1973 年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两次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且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在 1973—1986 年期间，美、日、联邦

德国、法、英五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从 1953—1973 年期间的 5.5

％下降为 2.4％。资本主义经济中发生的这种转折，再加国际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使资本主义各种矛盾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有的已开始呈现激化的趋向，有的潜在着激化的趋向。

第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仅存在，而且有激化的可能。在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的改良措施。这些改良措施，对改善工人的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即使如此，仍然没有改变工人被雇佣、受剥削的地位。因为，这些改良措施归根结底是垄断资产阶级在新条件下获取高额利润的需要，实质上是一种被迫采取的更为巧妙的剥削手法。就“资本民主化”来说，它使工人手里有了一点数量可怜的股票，这充其量只是改变了工人的收入结构，根本没有改变主要靠出卖劳动力过活的经济地位；而垄断资产阶级地却于股票分散化，只要控制 5％甚至更少的股票就能控制企业，从而大大增强了资本的实力即剥削工人的力量。就“管理民主化”来说，它使工人在维护自己的福利和正当权益方面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根本改变不了对企业经营决策方面的无权地位；而垄断资本家却可以用“民主”为诱饵，刺激工人贡献聪明才智，使他们归顺于企业，“愉快”地为之卖命。就“完美福利”来说，它使工人仅乎得到了一笔“无偿”收入，实质上这笔“无偿” 收入是从工人劳动力价值中直接间接挖出来的（福利费用主要来源即社会保

险税，是由工人和企业主共同负担的，其中工人负担的部分是对工人工资的直接扣除，企业主负担的部分则打入商品成本，是对工人工资的间接扣除），资本家并没有付出什么代价，但却可以源源不断地取得合格的和驯服的剥削对象，并可以扩大社会消费，从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所以，资本主义的一切改良措施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使工人摆脱被雇佣、受剥削的地位。因此，当 80 年代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严重滞胀困境时，便无一例外地收缩某些改良措施，向工人转嫁损失。这就不能不恶化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生活状况。这从以下三点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是工人受剥削的程度加重。据统计，美国物质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率，在 1950 年前后约为 230％左右，进入80 年代以后提高到 330％以上；在联邦德国，1950 年为 181.4％，进入 80 年代以后己接近 300％；日本更高，现在已达 450％以上。二是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失业的人数，从 60 年代的 650 万人上升到

80 年代的 2648 万人（1980—1988 年平均数），尤其在 1982 年未达到 3000 万人，创战后最高纪录。长期失业者的增多，一方面，使相当一部分工人的生活处在贫困之中；另一方面，又给在企业工人以莫大的威胁，不仅造成沉重的精神压力，而且会影响实际工资的提高。近 10 年来，美国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就下降了 6.7％。三是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据美国国情普查局的材料，美国最富裕的 1/5 家庭的收入在全国占有的份额，从 1970 年的 40.9％提高到 1987 年的 43.7％，最贫困的 1/5 家庭的收入从 5.4％下降为 4.6％。如果不仅看收入，而且考察拥有的财富，贫富差距则可以看得更清楚。现在美国占家庭总数 10％的富有家庭所拥有的私人资产总额为全国总额的 2/3，而占家厦总数 90％的普通家庭却只拥有前者的一半，为全国总额的 1/3。这种贫富差距的扩大，不仅大大增强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实力，而且造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他们生活在国家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据美国官方统计，在 1970—1987 年，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由 254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2.6％），增为 3250 万人（占总人口的 13.5％）。由于官方计算的贫困线主要只考虑了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食品，所以，实际无法维持生计的贫困人口要高得多。有人估计，美国真正的贫困人口约为 5000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20％。在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也大同小异。欧洲共同体的 10 个成员国，按官方标准被认定为穷人的达 4000 万人，约占总人口的 15％。这一切，都为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创造了条件。

第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尽可能保留自己在前殖民地的特权，另一方面采取新殖民主义手法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扩张、渗透、控制和掠夺。它们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从发展中国家攫取巨额利润。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利用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损失。仅从 1951 年到 1973 年间，发展中国家由于这种价格“剪刀差”就损失

了 1300 多亿美元。在 80 年代，仅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

家由于这种价格“剪刀差”损失了 1500 亿美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千方百计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危机和困难，使一些国家出现债务危机。70 年代初，发展中国家债务总额不到 1000 亿美元，到 1988 年就增长到 13200 亿美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不仅利用廉价劳动力，掠夺资源，而且还搞污染输出。发展中国家尽管在经济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是它们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差距扩大了。所有这些，必然加深发展中国家和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掀起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就是这种矛盾尖锐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尤其是外贸战连绵不断，此起彼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的还是十分激烈的。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都采取各种措施来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以缓和它们之间的矛盾，但这并没有改变它们之间矛盾激化的趋势。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必然结果。最突出的反映是美国的经济地位趋于下降，而日本和西欧的经济地位趋于上升。从 1950 年到 1988 年，24 个发达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美国的比重从 61.6％下降到 45.5％，西欧四国（原西德、法、英、意）的比重从 22.2％上升到 22.6％，日本的比重从 2.9％上升到 15.4％；24 个发达国家出口总额中，美国的比重从 28.2％下降到 16.3％，西欧四国的比重从 34.7％上升到 38.8％，日本的比重从 2.3％上升到 13.4％。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日、原西德、法、英）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1952 年美国占 99.9

％，其他国家微不足道；到 1985 年，美国所占份额下降到 27.2％，而日本和原西德占的份额却分别上升到 32％和 31.3％。现在资本主义世界已形成美、日、西欧三足鼎立的局面。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使它们争夺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激烈起来。美国不仅失去了一部分国际市场，而且连其国内市场也被西欧特别是日本所蚕食。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外贸逆差国，而原西德成为头号外贸顺差国。 50 年代主要是美国向西欧和日本大量

输出资本，而从 60 年代特别是 70 年代以来，西欧和日本反过来加强对美国

的资本输出。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总额从 1960 年的 69.1 亿美元上升到

1987 年的 2619.3 亿美元，增长了 37 倍。现在美国已成为最大的债务国（1988 年底国际净债务达 5325 亿美元），而日本却成为最大的债权国（1989 年拥有的国际净债权超过 3000 亿美元）。仍然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美国当然不会甘居下风，它一定会顽强反击，力挽颓势。因此，它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必将更为激烈。

此外，美、日、西欧之间还在争夺科技的领先地位，并围绕着利率和汇率高低的问题而争斗。

可见，现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三大矛盾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在一定时期内表现得比较缓和，但是它们走向尖锐化的总趋势并未改变。

总之，我们要用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观点来看待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要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些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仍然有相当的发展甚至较快的发展，并可以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适当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列宁在论述帝国主义的腐朽性时就指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但还没有完全衰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但还没有死亡的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431 页。）列宁还指出：资本主义腐朽的趋势“决不排除资本主义在个别工业部门，在个别国家或在个别时期内的惊人迅速的发展”，“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更快得多”（《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884、842 页。）。因此，无视资本主义还有着一定的生命力，看下到在当今两种制度的较量中这些新变化给社会主义国家增加了新的挑战和压力，是不实际的，也是有害的。另一方面，我们更应看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虽然还能

运用自身的力量，作一些局部的调整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它们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为生产的发展提供一些条件，但它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弊病。1973 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生过两次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且进入了低速增长时期，就是这个道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向的力量。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它的发展，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和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具有排斥私有制、要求公有制的革命性和基本趋势，因此，科技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使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更加扩大。当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会严重阻碍它的发展，因而必然迟早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历史大趋势不可逆转。

人类的历史是一条无限的长河，人的短暂一生可能处在历史长河中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峰期，也可能处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低谷时。马克思主义者认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代替的历史规律，不能仅仅局限于个人所处的时空条件，而要以历中时代作为尺度来观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 幼稚病》一书中指出：“早在几十年前，就完全有理由宣布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但是决不能因此就说不必要在资本上义基地上进行很长期很顽强的斗争。就世界历史来说，议会制度‘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这就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时代已经告终，无产阶级专政时代已经开始。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世界历史的尺度是以数十年来衡量的。早一二十年或迟一二十年，这用世界历史的尺度来衡量，是算不得什么的，这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无法大略加以计算的。”（《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212 页。）虽然由于列宁没有看到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变化、新情况使资本主义灭亡的进程得以延缓，因而对资本王义灭亡的时间估计短了一些，但他以历史时代为尺度来观察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观点和方法，对我们今天仍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只要我们既坚定相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又充分认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那么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困难、挫折和反复，我们都不会动摇自己的信念，坚持不懈地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