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经济现代化战略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经济现代化战略的探索

从上面分析可见，经济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趋势。实现经济现代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实现振兴与腾飞的根本途径。实现经济近代化和现代化，是鸦片战争以来，若干代中国人的梦想。但只是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 才真正确立中国唯一正确的经济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然而，1949 年以后，中国人民的现代化探索也出现过严重失误和曲折，只是到80 年代，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才确立科学的现代化建设战略。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充分认识到，现代化的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实现经济现代化，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建国前夕，虽然没有提出经济现代化的问题，但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

1949 年 3 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实现工业化的任务。他说：“从中国境内肃清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者的集中表现）， 还没有解决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只有待经济上获得了广大的发展，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才算最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第 1371 页。）后来，在《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又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同上书，第 1414 页。）建国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1952 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 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党中央把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的中心任务规定下来，是为了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迅速发展生产力， 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从而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1956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

（1987 年，中共“十三大”指出，1956 年以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中国经济现代化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探索。其理论成果的精华部分，突出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落后的农业国：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

中国是从一个经济文化极端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经过新民主主义时期，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必须以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为确定现代化战略的出发点和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这一基本国情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其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是中国的优势。但是，问题还有另一面，即，虽然“地大”，但运输相对困难和复杂；虽然“物博”，但多数尚有待开发和利用；“人口众多”，但文盲也多，文化素质低下。而且，人口众多也造成人均资源拥有量低下等情况。毛泽东在 1959 年 12 月—1960 年

2 月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说：“中国现在还处于被人看不起

的地位，人家看不起我们也是有理由的，因为我们还不行，这么大的国家， 只有这么一点钢，这么多文盲”，“中国有五亿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每年劳动都吃不饱，这是最不合理的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 13％，平均每人有两千厅粮食。”

其二，工业基础薄弱。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认识到工业基础的落后性，他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毛泽东选集》，第 1430 页。）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 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 农业也不发达。

‘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43 页。）因此，在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将是一个长期过程。

其三，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在中国，既有现代的、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工业，也有手工操作的工业和原始落后的农业，表现出极为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从较具现代特征的工业来说，布局也不平衡，即主要集中在沿海，“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同上书，第 723 页。）

第二，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的内含。

在上述基本国情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各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确立了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并对这一目标的内含作出了下述的规定：

其一，努力把中国建设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1954 年 9 月 15 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提出：“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国现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议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国家。”（《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715 页。）后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文献中，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加上国防现代化，第一次完整地表述了后来所说的四个现代化的思想。这一思想，在 1964 年的三届人大和 1975 年的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国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

其二，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955 年 3 月 21 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1962 年，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 828 页。）

其三，必须将全党和全国人民工作重心转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只有在现代化物质基础上才能建成。毛泽东指出：只有在我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

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必须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转移到为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充实的物质基础的工作上来。

其四，中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分两步走。

1964 年，在三届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了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分两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在 1975 年 1 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这一“两步走”的现代化建设战略，并明确指出，1976

—1985 年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

在实践中，在 1957—1978 年间，中国的现代化探索遭受严重挫折。这种挫折主要是由探索中的诸多失误造成的。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失误：其一，“左”的错误的干扰。从 1957 年开始，“左”的错误上升为“主

体方面的错误。”（《陈云文选》（1956—1985 年），第 254 页。）“左” 倾错误的基本内容，即：一方面，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上，用纯而又纯的标准来衡量现实社会主义，将超越生产力现状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即“穷过渡”放在首位，而忽视了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在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强调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将阶级斗争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干扰和冲击经济建设。因此，1957—1978 年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干扰。例如，前述四个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先后两次受到阻扰。即 1964 年三届人大提出后，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未能实施。1975 年四届人大重申这一战略后，又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反对而未能真正实施。是只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由于“左”的干扰，1957

—1978 年间，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整个社会发展处在“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

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223 页。）

其二，“急于求成”失误的干扰，邓小平说，“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同上，第 139 页。）。“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同上，

第 140 页。）

1957—1978 年间，这种“急于求成”错误曾经三次出现。一次是 1958

—1960 年间的“大跃进”。1957 年，伴随“左”的错误上升为主体错误，现代化建设中的急于求成“倾向急剧抬头，由此形成了发展生产力上的急躁冒进。1957 年 11 月 18 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 15 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目标。同时，他在莫斯科修改《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其中提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参见《红旗》1979 年 1 期，第 2 页。）。

1958 年 6 月 21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中国 3 年赶过英国，10 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以钢为纲”的“大跃进”全面辅开。

1958 年 9 月 2 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信中写道：“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搞》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 368 页。）。“大跃进”的结果不是生产力的大发展，而是生产力发展的大破坏和现代化建设的严重挫折，事与愿违。中国经济现代化事业遭受建国以来第一次惨重的损失。第二次是 60 年代中期

到 70 年代上半期的“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以“备战”为直接目的的，

同时，也是为了改变中国生产力布局，因而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三线”建设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过份强调战争危险，强调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这一指导思想的失误，因而，出现了许多项目缺乏科学论证、仓促上马的问题。因此，实际上是一次急于改变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状况的实践。其结果是虽然对改变生产力布局不合理状况起了一定的客观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一些新的不合理项目布局、投资效益低下、影响了东部发达地区的发展等消极后果。第三次是 1977、1978 年间的“洋冒进”。这次“冒进”的发生是源于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目这一良好愿望， 但忽视了当时中国经济由于“文革”破坏而出现的比例失调、结构失衡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规划，如三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十年完成 120 个巨大型项目等，其结果是加剧了经济的比例失调和经济的混乱。

总之，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领导中国人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到 70 年代未，这种探索总体上取得了不可抹煞的成就。但是，探索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中国现代化建设遭受了巨大的挫折。这种状况表明，中国必须探索真正符合国情的现代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