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规的制定和沿革

西夏正式建国后，元吴为加强专制皇权，实行了立官制、定服饰、制礼乐等一系列政治措施，同时也颁定了一些法律。如公布“秃发令”，强迫国人在三日以内一律秃发①，如违令，即行处死，在制度汉化的同时，又加强了民族意识。现存西夏法典有《贞观（公元 1101—1114 年）玉镜统》、《天盛

年（公元 1149—1169 年）改新定律令》、《新法》和《猪年新法》等，均为西夏文②。

辽太祖阿保机建国之初，“庶事草创，犯罪者量轻重决之”，也是权宜立法。神册六年（公元 921 年）才开始较全面的制定法律，“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实行两种不同的法律。以后诸君主曾多次“更定法令”③，不断增补，主要有兴宗重熙五年（公元 1036 年）的《重熙条制》，

共 547 条，在全国颁行，成为辽的基本法典。道宗咸雍六年（公元 1070 年）

以后，又对《重熙条制》加以删补，增为 892 条，称为《咸雍条制》。道宗

大安五年（公元 1089 年）因《咸雍条制》过繁，又改行《重熙条制》。

金代初期，“法制简易，无轻重贵贱之别，刑、赎并行”，主要沿用女真族的习惯法。太宗吴乞买（公元 1123—1135 年在位）时，才“稍用辽、宋

法”①。此后，熙宗皇统五年（公元 1145 年）颁行的《皇统新制》，是根据

女真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照辽、宋之法编成的法典，有 1000 条之多。

海陵王正隆年间（公元 1156—1161 年）又编成《正隆续降制书》，与《皇统

新制》并行。世宗大定年间（公元 1161—1189 年），又制定《军前权宜条理》、

《续行条理》，与《正隆续降制书》合计共有 12 卷，1 190 条，合编为《大

定重修制条》。章宗明昌五年（公元 1194 年），谕派大臣详定现行制条，参酌前代律令，采用疏义加以注释，完成后，定名为《明昌律义》，但未施行。以后又迭加编撰，泰和元年（公元 1201 年），修成《泰和律义》12 篇 563 条，一遵《唐律》并加以注疏；《泰和令》20 卷 29 篇，以官品、职员、祠、户、学、选举等为篇目；《新定敕条》219 条，分制敕、榷货、蕃部 3 类为 3 卷；《泰和格式》30 卷，以六部职掌分类。上述诸律令称为《泰和律令敕条格式》，于翌年颁行。

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因此也没有成文法。成吉思汗用畏吾儿字拼成蒙古语，把自己的训令编为“大扎撒”，意即“大法令”，要求后世严格遵守。但这种“大扎撒”还不是系统的法典，仅仅是蒙古部落的习惯法。蒙古进入

① 即只留头顶一部分头发，打成长发辫。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5。

② 上述法典均藏在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对此，日本学者冈崎精郎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有《党项的习惯法和西夏法典》、《关于西夏的法典》等日文论著。

③ 以上引文见《辽史》卷 61《刑法志上》。

① 以上引文见《金史》卷 45《刑志》。

中原以后，曾一度采用金代的《泰和律》。直到建立元朝后才着手制定法律，颁布了《至元新格》。但它“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而已，不比附旧律也”①。仁宗（公元 1311—1320 年）时，又取格例中有关纲纪、吏治的

条目分类编成《风宪宏纲》。仁宗延祐三年（公元 1316 年），开始对忽必烈

以来的条格、诏令和断例加以厘定。英宗至治三年（公元 1323 年）完成，定名为《大元通制》，分为名例、卫禁、职制、祭令、学规、军律、户婚、食货、大恶、奸非、盗贼、诈伪、诉讼、斗殴、杀伤、禁令、杂犯、捕亡、恤刑、平反等 20 篇，以诏制、条格、断例和令类合编而成，共计 2529 条。英宗时还编修了《大元圣政国朝典章》，简称《元典章》。顺帝至正六年（公元 1346 年）又颁布《至正条格》，有 2909 条之多，故后人评论：“元时条格繁冗，所以其害不胜②”。

《元典章》现在尚存于世，是研究有元一代政制法制的最基本的文献。该书分前、新两集。前集 60 卷，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

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等 10 门 373 目，每目还有若干条格子目。新集不分

卷，分国典、朝纲、吏、户、礼、兵、刑、工 8 门，门下分目，目下也有条格子目。《元典章》对于研究元代政治、经济、法律、风俗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但其中讹误脱漏之处颇多，兼杂方言土语，故不易通读和准确利用。己故著名史学家陈垣（公元 1880—1971 年）曾校正脱漏 12000 余条，名为《元典章校补》，为研究使用《元典章》的必备之书。

夏、辽、金、元的法规大部分已经失传，仅据现存的一些法律文书和史书记载来看，当时的法律主要是以它们本族的习惯法为基础而兼融隋唐法律，具有明显的融合特点。正因为如此，在刑罚方面，仍保留着早期国家法律的残酷性，如辽代的死刑名目中有活埋（生瘗）、乱箭攒射（射鬼箭）、凌迟等，刑讯时可以使用诸如鞭烙、铁骨朵（铁头棒）等审讯手段。金代有凌迟、割鼻截耳等酷刑。元代还把凌迟之刑写入律文，醢刑、族诛等酷刑也经常使用。夏、辽、金、元在司法上的共同点都是对不同民族采用不同的刑罚和量刑标准，这种对不同民族适用不同刑法刑级的做法，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到原有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明显的民族歧视。